江南历来为最先接受西学的地区之一，西学大多由上海登陆，弥漫江南，再辐射至全国，因此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江南地区有着浓厚的根基，这可以从下面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江南学人名单中看出。^[12]

浙江：王国维(海宁)、蔡元培(绍兴)、杜亚泉(上虞)、朱自清(原籍绍兴，生于连云港东海县)、蒋梦麟(余姚)、马寅初(嵊州)、金岳霖(原籍诸暨，生于湖南长沙)、翁文灏(宁波)、施复亮(金华)、张东荪(杭州)、梁实秋(杭州)、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温州)、任鸿隽(生于四川，原籍湖州)、胡愈之(上虞)等。

江苏：钱锺书(无锡)、费孝通(苏州)、宗白华(常熟)、丁文江(泰兴)、史量才(南京)、储安平(宜兴)、徐铸成(宜兴)、陈衡哲(原籍湖南，生于常州)。

安徽：陈独秀(安庆)、胡适(绩溪)、唐德刚(合肥)、吴景超(翕县)、章伯钧(枞阳)、朱光潜(纵阳)等。

江西：陈寅恪(修水)、罗隆基(安福)、王造时(安福)、萧公权(泰和)、胡先骕(南昌)。

上海：黄炎培、潘光旦、张君劢、傅雷、钱端升等。

例如梁实秋最知名的形象是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等，他曾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外文系教授，1949年后迁居中国台湾。1927年梁实秋同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创办新月书店，又共同创办《新月》月刊，在这份著名的自由主义色彩刊物上，梁实秋曾撰文对国民党北伐后建立的党国体制、党化教育提出严厉批评，他在《论思想统一》中抨击统一思想的危害：“凡是要统一思想，结果必定是把全国的人民骗到三个种类里面去：第一类是真有思想的人，绝对不附和思想统一的学说，这种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得退隐阴晦，著书立说，或竟激愤而提倡革命。第二类是受过教育而没有勇气的人，口是心非的趋炎附势，这一类人是投机分子，是小人。第三类是根本没思想的人，头脑简单，只知道盲从。”1935年，梁实秋又在《大公报》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今后宪政实施，亟宜大开党禁，国民党之党义今后应为国民党人所应奉行之经典，不应强加党外之人以服从之义务。”

又如储安平，入读过伦敦大学政治系，曾判定“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并于1946年9月，在上海创办政治时事性周刊《观察》，以民主、自由、理性、进步为基本立场，杂志封面的印有英文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云集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和战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广泛评论，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思潮的一面代表性旗帜。两年间，《观察》杂志的销量从起初的400 份迅速飙升，最高数竟然达10.5万份，一年中赚钱20 倍。储安平在致胡适的信中坦承：“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13]1948年12月，《观察》杂志终因“攻击政府，讥评国军”而被查封。

自由主义学理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强调理性、政治多元和宽容，在西方国家影响深远，并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却颇有水土不服的迹象，遭遇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4]的窘境。在当时民族危机相对严重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自由主义学理可以赢得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学人的青睐，却无法成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民众争取自身解放的共同思想旗帜，故不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更激进的思潮更能鼓舞人心。

【注释】

[1]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帝从表面上看，具有无与伦比的尊崇性和神圣性，但实际上，大多数王朝的开国都源于武力征伐，即皇权的合法性首先来自于暴力，所以楚汉之际项羽不经意间就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壮言。通过暴力取得政权后，再借用儒家学说，为皇权抹上一层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道德色彩，把皇帝圆饰为秉承上天旨意的真命天子。因此，古代帝王统治合法性的真正来源是武力，没有武力为后盾的帝王就没有震慑力，自然不具备合法性，很容易被国人弃之如敝履。这和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后代，其合法性来自宗教信仰，有着极大区别。再加上儒家学说中也有反抗专制的一面，如孟子、黄宗羲等大儒，“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这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1911年中国由帝制国家一跃而为共和国，1916年袁世凯复辟却遭受骂声一片，原因都和上述有关。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3]民间社会有时也称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源于英文“Civil Society”一词，在西方也称为公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相对立，但中国的市民社会显然没有公民社会的含义(市民一词也主要是指城市的工商从业人员)，和国家政治也缺少对抗性。(www.daowen.com)

[4]《上海总商会会议案录》，1923年6月23 日临时会员大会记录。另参见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320页。

[5]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市民公社档案资料选编》，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第332页。

[6]《申报》，1880年4月25 日。

[7]20 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崇尚强权和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际上大行其道，德国、奥地利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通过对国家首都的重新建构，即以巨大的公共建筑物和带有强烈暗示的建筑标识来达到提升民族自尊、凝聚民族自信的效果。

[8]除隶属于行政院的特别市外，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规定，人口凡满20万的城市也可申请设立特别市。

[9]自由主义的确切定义，目前依然歧义纷出，一般而言，自由主义重视政治民主、强调个人权利和多元化原则，在近代西方不仅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学理、理论，而且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现代西方社会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自由主义塑造的。

[10]傅斯年：《一夕杂感》，《傅斯年全集》第4 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

[11]严复：《论世变之亟》，见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第23页。

[12]民国时期著名刊物、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刊首，列有78 人的撰稿人名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撰稿人籍贯为浙江、江苏两省，可资参考。参见谢泳：《〈观察〉撰稿人的命运》，见《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13]储安平：《致胡适的信》，见张竟无编：《储安平集》，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1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