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中国蔚为流行的社会思潮有三种，前两种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为人们所熟知，只有自由主义这一社会思潮不怎么为后人了解。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不仅是西方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对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同样影响深刻。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刚刚接触西方自由主义的时期，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代表性学者是严复。严复致力于思想启蒙，主张渐进的和平改革，这正是严复熟悉西方自由主义学理的表现。严复也是最早将西方自由主义名著译介给国人的学者，他在翻译《国富论》时，就非常赞赏斯密力倡的经济自由主义。由于深谙西方自由主义的精髓，严复指出中西文化的相异之处，就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相应的解决方案严复也提了出来，用词简洁却内涵深刻，即“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1]。

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是第二阶段，以胡适为核心的一大批学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发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声音。胡适被誉为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和象征，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一场可以定位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并对“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离开北大前往上海、并脱离自由主义立场日趋激进的结果，深表遗憾。此后，胡适身边的一大批自由主义学人，先后以《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刊物为平台，力倡个人独立，要求当局力行宪政，一度令国民党当局非常恼怒。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也是自由知识分子聚集之所，总计179 名教授中，有97 位留美、56 位留欧，三位校常委中蒋梦麟、梅贻琦留美。西南联大在历史上素以培养出众多优秀学生著称，这和教授们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有着重要关系。(www.daowen.com)

抗战胜利到1949年是第三阶段，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撰文立说，阐释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张，一时间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其声势之浩大、观点之鲜明，在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大体而言，我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认同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包括代议制、议院制等分权模式；经济上则有分歧，大部分学人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欣赏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并视为一种经济平等和经济民主，只有少部分学人不赞同计划经济。由于20 世纪40年代美国调停、国共之间时打时和的特殊历史背景，此时的自由主义学人非常活跃，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大量立足于自由主义的时论和分析文章，此时，自由主义从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转变为一种重要政治力量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