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晚清立宪运动的熏陶和革命派的大力宣传，政府应该代表民意，人民则应该行使民权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共识，特别是民国建立后，民众更应该自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公共社团，在公共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为国家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公共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增多。以上海为例，1929年前有各类大大小小的商业社团261 个，随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对各类社团组织进行整顿，到1934年，上海仍然有被政府认可的各类公共团体252 个，包括农会、工会、商会、学生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自由职业社团、慈善机构、公益团体、同乡会等。

在大量涌现的江南地区的民间社团组织中，较具备影响力的是商界精英组成的商会组织。1912年，成立于1904年的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商务公所改组为上海总商会。此后，上海总商会经常在一些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或率先表明态度，或领衔函电全国，或带头责问发难，且立场鲜明，在1929年之前，还经常要求政府改良内政，审查税法、监督财政，甚至提出裁兵、理财、制宪的政治主张。如1920年12月南京召开的江苏全省商会联合会一次代表大会上，时任上海总商会会董的汤节之发表演讲，要求废除督军制、裁减军队、恢复地方自治，获得与会者的普遍赞同。1923年6月，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坚决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的政变活动，认为当前“政府中断，国会违法，早失人民信仰。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今日正人民行使其主人之职权”^[4]，并于7月成立民治委员会。

除位居各工商团体之首的各地商会，江南地区还有代表基层中小工商业者的组织，即以商业街区为划分范围的城市基层自治团体，上海称为马路商界联合会，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称为市民公社。最早的市民公社是成立于1909年6月的苏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此后，苏州城内和其他城市的市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苏州的市民公社大多在县城内，先后成立过30 个，到1928年被地方政府接收时，还有27 个。常熟先后成立过14 个市民公社以及海虞市民公社联合会，吴江成立过7 个。(www.daowen.com)

市民公社自苏州城内扩散至邻近的吴江县、常熟县后，并没有就此停顿，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均有市民公社的踪迹。限于资料，这些城市中市民公社的准确数量难以统计，目前可以知道的是，无锡有广勤区、北区和西区3 个市民公社，常州有城中、城东、城西、城北和东郊5 个市民公社，镇江有新洲、第一和第二共3 个市民公社。显然，随着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发现，这三个城市的市民公社数量当只多不少。

市民公社是江南地区独有的一种基层商业自治团体，主要介入市政、慈善、教育、消防、卫生、治安等领域。尤其难得的是，从市民公社的组织章程和活动来看，其成员大多洞悉权利和义务之说，如苏州齐溪市民公社成员声称：“市民公社即地方自治之基础”，时人也认为“所谓市民公社，为市民公意之集合”^[5]。因此，市民公社是城内各街区关心公益、参与市政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具有一定民主机制和程序的近代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