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宪法大纲》没有对君权作出真正有效的制衡，议院的立法权和监督权都极为有限，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立宪的意义。但在同时，这一大纲毕竟是数千年专制帝国迈进立宪制的第一步，能够确认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承认臣民的一些政治权利，毕竟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此后，立宪派虽然失望，但仍然寄希望于《钦定宪法大纲》所规定的议会，于是掀起请开国会运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立宪派先后发起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第一次国会请愿活动由安徽率先发起，江苏随后跟上，共有16 个省咨议局派出50 名代表到上海集中，组成入京请愿团，但终无所成。宣统二年(1910年)夏为第二次，各省代表会集北京，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包括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并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规模远超第一次，遗憾的是清廷仍未同意。于是，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随即发动，许多省会发起大规模群众集会，各地督抚也采取同情立场，联衔奏请速开国会的局面，在多方压力下，清廷做出提前三年、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的决定。

国会请愿活动的要求之一是组建责任内阁，这也是清廷预备立宪规划中的组成部分，1911年5月8 日，清廷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但这一责任内阁的组成人员即内阁名单却令社会各界大失所望，甚至可以用愤怒来形容。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大部院加上总理大臣、协理大臣一共13 人，其中皇族出身5 人、宗室1 人、满洲贵族2 人，汉族官僚加上协理大臣徐世昌也仅5 人，以致这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出台，表明清廷只是借立宪名义压制改革，并不打算真正限制皇权，立宪派、改良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迫使清廷开放和分享权力的途径，至此被彻底堵死。清廷重弹揽权、集权的老调，且态度强硬，迫使立宪派只能投入革命阵营，本来革命派的声势就在水涨船高，有了立宪派的加入顿时更加高昂。

辛亥革命一般指发生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表面上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实属必然。(www.daowen.com)

1911年5月，清廷发布“铁路国有”上谕，宣布要将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即收回路权，却不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顿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尤其以四川最为激烈。6月中旬，保路运动日益升级，清廷抽调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由于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在当地新军中活动已久，担心一旦调走就前功尽弃，于是决定以湖北革命党人的名义准备在10月共同起事。不料10月8 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爆炸事故，起义的文件和旗帜等被搜走。尽管湖广总督瑞澂不打算深究，甚至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但箭在弦上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发。10月10 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此后，起义士兵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总指挥，先后攻占汉阳和汉口，成立湖北军政府。当起义士兵准备推吴兆麟为都督时，吴兆麟坚辞不就。后众人推出湖北军界的第二号人物、第21 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原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人士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两人共同署名发布安民布告和独立檄文，于是政权转入新军高级将领和立宪派手中。

到11月4 日上海和苏州光复为止，先后有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等省宣布独立。这数省可以说都属于“武昌首义”暴力革命模式，即由革命党人运动和主导新军中下层官兵为中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动员口号，自下而上地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但由于行政经验和社会威望不足，政权由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方共同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