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绝不能停留在器物层面，在枪炮舰船的背后，是近代国家的富裕国力，并体现为一整套与之相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于是有康有为、谭嗣同等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立宪派的改良即改革主张却深入人心。此后，清廷力推新政，经济领域放手民间社会兴办实业，政治领域则在各方压力下决定实施宪政。

在晚清朝廷和社会的立宪运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除了一些地方督抚大员、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外，还包括绅商在内的东南文化精英群体，其中的领军人物有江苏南通人张謇、浙江萧山人汤寿潜、江苏常州人赵凤昌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前后历时70 余天，除考察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外，尤其注重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最后认为根据中国君主专制数千年的国情，仿效英、德不大可能，唯有学习日本的宪政模式方有可能。回国后，张謇与汤寿潜、赵凤昌、许鼎霖等达成一致，一方面营造社会舆论，派专人抢译并出版《日本宪法义解》等，广为分送东南各地的官、商、学界重要人物；另一方面，利用他们曾为幕僚与东南督抚关系密切的契机，分头去游说两江总督魏光涛、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袁世凯、盛宣怀等大臣。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张謇、汤寿潜、张美翊(浙江宁波人)等人先后说服贝子载振、军机大臣瞿鸿禨，又通过端方游说成功掌权的庆亲王奕劻，再在瞿鸿禨和奕劻的努力下，读过《日本宪法义解》的慈禧对日本的宪政模式表示认可，并决定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如此，以绅商阶层为主体的东南文化精英经过一年多的幕后运作，联合东南督抚、驻外使节、满亲贵族与军机处中枢的开明官僚，共同向慈禧进言，终于促成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为晚清宪政改革总目标的确立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五大臣经过为时大半年的考察后，正式向清廷建议实施宪政，于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发布仿行立宪的上谕。至此，东南文化精英追求多年的宪政改革主张得以确立，清末新政也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在确立宪政改革总体目标的同时，东南文化精英又筹划建立以宪政为目标的立宪组织，推动宪政改革的真正付诸实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上海，会长是福建人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孟昭常(江苏常州人)为副会长，拥有会员270 余人，大多是江苏、浙江、福建三省赞同立宪的绅商和知识阶层，如许鼎霖、李平书、李云书、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王同愈、朱葆三、张元济、黄炎培、林长民等。预备立宪公会是一个准政党组织，荟萃苏浙闽三省商界、学界、报界的精英人士，因而有财力、人力、舆论优势，又和东南督抚乃至朝廷中枢大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下呼应、左右策援，成为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主要推动者，后来还在北京和福州设立分会与事务所，俨然成为以全国立宪运动的指挥中心。(www.daowen.com)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清廷同意各省设立咨议局。咨议局当然不同于宪政国家的地方议会，但毕竟属于代表民意的民选机构，这对传统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此后，在预备立宪公会的精心准备下，江苏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顺利成立，张謇任议长，仇继恒(南京人)、蒋炳章(苏州人)为副议长，共计125 名议员，预备立宪公会中的许鼎霖、杨廷栋、黄炎培、孟昭常、雷奋、孟森、狄葆贤等17人进入咨议局，其中不乏立宪骨干，江苏咨议局也因此成为东南文化精英推动清末宪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机构。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江苏咨议局审订两江总督张人骏提交的预算案，删减支出计50万两白银，张人骏大为不满，采用官场常用的拖字诀，到5月仍然不予公布预算案，对这种公然蔑视咨议局法定权限的做法，张謇等51 名议员以辞职相抗争。江苏咨议局的抗争得到本省绅商及外省咨议局的大力支持，省城南京成立江苏预算维持会，甚至提出预算不成立则拒纳租税，宣告辞职的议员也增至109 名。最后在多方压力下，9月，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下令张人骏公布预算案，张謇等议员这才宣布复职。持续半年多的预算案风波以江苏咨议局获胜告终，也给全国官僚和民众上了一场生动的宪政实践案例课。

辛亥革命前的江南地区不仅活跃着立宪派的身影，革命派的努力也不容忽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光复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和江浙地区，后期的主要领导和骨干也多为江浙人，如徐锡麟(绍兴人)、秋瑾(绍兴人)、章太炎(杭州人)、赵声(镇江人)、柳亚子(苏州吴江人)、陈去病(苏州吴江人)、熊成基(扬州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牺牲，同年秋，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就义。有“鉴湖女侠”美誉的秋瑾倡言女权、鼓吹革命，她的从容就义在当时影响极大。

此外，立宪运动中的黄炎培、李平书等骨干，同时也都加入了同盟会，上海还在1911年由宋教仁、陈其美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成为革命中心之一。^[11]同样都是立宪派，张謇等绅商并不赞成革命，认为革命多为暴力，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唯有速开国会，才是收拾人心、消弭革命的不二途径。而在黄炎培等人看来，立宪与革命并无冲突，如果清廷诚意立宪，那自然是好事，如果清廷玩弄立宪骗局，那么“人人谈立宪”的局面立刻就会转变为“人人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