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绅商阶层的力量随着各地商会的成立，迅速得到体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由上海商会发其端，得到苏州、宁波、广东等地商会的呼应，形成的一个全国性的抵制外货运动，成为新兴绅商阶层保护自身权利的锋芒首试。

19 世纪40年代，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加上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急需大量劳动力，于是招募大量华工，同治七年(1868年)，中美订立《天津条约续增条款》，规定中美双方均允许本国人民可随时来往、不得禁阻，于是大量中国人漂洋过海，前往需工若渴的美国，为美国的西部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19 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东西铁路也告竣工，市场用工需求顿时锐减，劳动力市场呈现供给过剩之势，而华工不仅工作勤奋、易受驱使，而且所开工价低廉，得到工作的机会自然高出当地白人，于是排华风潮愈演愈烈。光绪八年(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禁止华工入美20年的法案，即移民史上著名的《排华法案》，后改为10年。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排华风潮，清廷无力保护华工利益，于光绪二十年(1984年)与美订立《华工条约》，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华工政策，此后，美国对华工的限禁渐次扩大到商人、学生和游历者，甚至连清外交官也难免受到刁难。该不平等条款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底届满，在舆论压力下，清政府向美提出改约要求，美国却蛮横无理地要求再延长十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此激发。

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并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召集各帮商董举行特别大会，多人登坛发表演讲，慷慨陈词、激昂动人，大会通过决议案：阻止清政府签订禁工新约；限美国政府两月内改良《排华法案》，否则实行抵制报复。大会又议决分别致电外务部、商部吁请暂缓签约，致电汉口、天津、重庆、烟台、南京、杭州、苏州等21 埠商会，呼吁协同不用美货以为抵制。在讨论电文领衔者时，在众人不无顾虑犹豫时，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曾铸自告奋勇地列名第一。此后，曾铸众望所归地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的领袖。(www.daowen.com)

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得到了全国各地商会的一致赞同，各地民众也热情参与，地方舆论更是倾力支持，但上海总商会并没有因此冲动，仍然坚持“先礼后兵”的策略。经过两个多月与美国使馆、驻沪官商无效沟通后，上海商务总会于7月20 日召开大会，宣布正式开始抵制美货，并在会后通电全国35 个商埠，此后，抵制美货运动从上海发散至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华人纷纷集会响应，甚至还有华人从美国在华学校中退学、在华公司洋行中辞职，一时间，影响遍及中华大地，其传布之迅速、声势之高涨，堪称前所未有。

通过绅商领导的商会网络发起的这场抵制美货运动，起初也得到了部分清廷官方如商会的主管机构商部、部分督抚的一些支持，这是抵制运动能够由上海始倡、迅速波及江南乃至全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期由于美国的屡屡劝诱威逼，加上袁世凯提出的联美主张，最后清廷晓谕各地勿行抵制，到年底各地的抵制活动遂告沉寂，但是，美国政府与清廷终究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禁约。

由绅商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主要是为迫使美方取消苛约，但意义绝不局限于此。首先，抵制美货运动使得各地商会和绅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抵制运动刚开始时，苏州尚未成立商会，正是在抵制过程中，苏州绅商士人意识到成立商会的重要性，于是苏州商会总会应运而生。其次，抵制美货运动自始至终都采用理性的和平抗争方法。西方人主办、1905年8月5 日的《北华捷报》也承认“抵制者们则倾向文明解决”。确实，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流行的一句话是“文明抵制”，指和平地抵制美货，但绝不针对在华美国人。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抵制运动虽然由商会领导，但很多知识精英都参与其中，并广泛利用报纸、刊物等充分发动普通民众，声势浩大，极大地激发了时人的政治权利意识和国民情感。苏州商会总会绅商黄驾雄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夫中国为二千余年老大之专制，无论内政外交，向任执事独断独行，国民纤芥不得预闻。内政之腐败在是，外交之失策亦在是，现今略施教育，顿使雄狮睡醒，振摄精神。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10]事实上，抵制运动发展到最后，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要求收回路权、关税权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抗议浪潮，抵制运动结束后，以江南绅商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广大普通民众的政治自觉意识进一步加强，还将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历史舞台上发挥出更为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