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传统社会中不乏“士商”合称，但“绅商”一词在近代以前的文献中并未出现过。19 世纪50年代，文献中开始出现“绅商”一词，主要是朝廷对绅商的劝谕和绅商自身的具禀。至20 世纪初，“绅商”一词已经不胜枚举，广泛出现于各类报刊文献中。

绅商一般指亦绅亦商、兼具绅和商的特征，但往往以商的身份为主的绅化商人。由于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4]中，商人始终处于受贬抑打压的位置，忝居四民之末，到宋元时期，江南地区不乏士商合流的迹象，此后要求重视工商业的呼声也不断涌现和高涨，明清之际的绍兴府余姚县人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尽管如此，工商业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末技之流。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西方社会重视工商业、尊重财富的观念立刻传入国内，很多有识之士甚至提出“商为国本”、“工商立国”的口号。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弃士经商已经蔚然成风，《东方杂志》第3 卷第2号《抵制美约余论》就声称：“以今日社会之性质，信官不如信商。”与此同时，清朝廷在与西方国家的打交道过程中，也认识到国运强弱取决于工商业的盛衰，遂逐步改变以往针对工商业的歧视鄙夷态度，转而大力扶持。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奖励工商，呼吁全国各地兴办工商实业。此后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奖励工商的政策却为慈禧所继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上谕：“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爱尽利，加意讲求。”^[5]在朝野一致努力下，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一度出现工商业高度繁荣的景象。

绅商不仅从事工商业，同时一般具有官员的职衔，这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能够有财力投资工商业的人大多不是普通家庭和农民，当工商业不再被抹上道德贬义色彩后，一些具有远见、本来就具备功名的缙绅之家自然会投资实业。二是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有捐纳授官的传统，清代中后期的捐纳买官之风更是广为流行。^[6]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明令停捐实官，但虚衔、贡监等仍然允许照旧纳捐，这使得一些富裕工商业者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官员身份。三是清廷将授予官衔作为奖励工商的一种手段，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奖励实业章程》中，就规定集股2000万以上者可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加头品顶戴。

据学者统计，1912年左右全国共有绅商阶层2.2万多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以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最多，约占全国的38.57%。如果将统计疏漏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绅商阶层的数量可在5万左右。^[7](www.daowen.com)

上海地区的绅商数量最多，其中著名者有浙江慈溪人严信厚、广东香山人徐润、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人虞洽卿等。严信厚是上海绅商中的领袖人物，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他曾任“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文书，深得信任，后入李鸿章幕府中，被委派任长芦盐务督销、署理天津盐务帮办等职务，办理饷械，筹措款项，交游日广，财富日增，又在上海创办源丰润银号，经营官商款项的汇解存兑，信用良好，获利丰厚。后受盛宣怀委派，筹办中国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任首届总经理。虞洽卿幼时在上海一家颜料行做学徒，工余自修英文，达到能与西方人会话水平，后成为多家外资银行的买办，又通过同乡介绍结识两江总督等，捐得候补道台，后来居上，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我国第一家私营银行——四明银行，被推为理事。五大臣出洋考察时，虞洽卿同行日本，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积极支持革命党人，捐款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

苏州在太平天国时期备受冲击，大量富户外逃，导致资金外流，但苏州在明清时期毕竟为第一流都市，底蕴深厚，再加上紧邻上海，受上海影响较大，因而从全国范围看，仍然属于较早起步向近代转轨的城市之一。《马关条约》允许各国在华投资设厂，且苏州也成为通商口岸之一，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与江苏巡抚赵舒翘几经商议，认为外资进入已经势不可挡，唯有中国人自己办厂、争回利权，于是奏派丧母而丁忧在家的国子监祭酒、状元、苏州人陆润庠筹办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时称“状元办厂”^[8]，轰动一时。经纶者，本意是整理过的蚕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苏经丝厂建成投产，这是苏州最早的近代化民用企业，次年7月，苏纶纱厂又投产。苏纶纱厂和同时期举办的南通大生纱厂、无锡勤业纱厂等，都是当时中国纺纱业的领头羊。苏州著名的绅商还有顾文彬、尤先甲、潘祖谦、季筱松等，不过相比较而言，苏州绅商的绝大部分是捐纳所成。

无锡城市在近代以后，发展飞速，民国以后更是跻身全国一流的工业城市。无锡著名的绅商有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和周廷弼等，杨氏兄弟都曾在李鸿章幕府中供职，杨宗濂因功加一品顶戴，后还升任山西布政使、按察使，杨宗瀚授三品衔、河南道候补，又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氏兄弟在无锡创办业勤纱厂，于次年建成投产，成为东南地区的著名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