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咸丰皇帝出逃的结果，极大地震动了统治阶层，此后，以奕、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乘势兴起，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立足中体西用，全力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但是，缺少制度和观念层面支撑、只靠少数有远见的督抚大臣推动的洋务运动终究走不了太远。甲午海战的失败，令国人意识到仅学习器物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又有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翼图从政治体制层面解决问题。然而，维新派操之过急，在观念人心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误以为凭借光绪帝的威权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最后因为树敌过多而导致猝败。

此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保守力量掌握大权。由于在戊戌政变中，慈禧认定西方列强阻挠清廷捕获康有为、梁启超等，显然偏袒维新人士，因而对列强产生不满。再加上山东、河北等地屡屡发生教案，焚毁教堂、屠杀教民，底层民众的排外、仇外情绪日益严重，义和团运动借势而起。义和团组织名目繁多，但大多具有强烈的排外、仇外情绪。慈禧存有借助底层民众即义和团力量与洋人抗衡的幻想，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半年，清廷针对义和团的态度由主剿转为主抚，于是义和团由山东转至京城，慈禧亲自召见拳民首领，温言奖励，京内亲贵也争相信从义和团，城内府第庙宇，遍设义和团坛场。

义和团所渲染的神术，一些熟悉洋情的江浙籍在京官员并不相信，他们尤其反对清廷利用义和团做出一些过激之举，以浙江嘉兴人许景澄、桐庐人袁昶、海盐人徐用仪等为代表。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吏部侍郎许景澄直谏慈禧不能利用义和团围攻教堂使馆和排外性的宣战，指出“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太常寺卿袁昶力言：“釁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遗憾的是三人均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反被处死。慈禧此时已听从载漪等人的主张，一意孤行，决意借助义和团与洋人对抗。1900年4月，西方国家求清廷保护侨民和传教士，并要求清廷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但清廷的举动正好相反。6月，各国公使在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城的前两天，决定调遣大批军队入京。6月18 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主战。21 日，慈禧颁布《宣战诏书》，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份宣战诏书的文字虽然慷慨激昂，却连宣战的具体国家都没有出现，只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彼等”。

就在清廷宣布与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同时，东南各地督抚却公然予以抗命。当朝廷宣布与列强开战的同时，出自李鸿章幕府、时任督办卢汉铁路大臣的常州人盛宣怀在英国人的支持下，从中牵线，分别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的互保主张，得到张之洞、刘坤一的复电赞同。此后，上海道台余联沅受命与驻沪各领事商谈具体事项，并于6月末签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由于时局骤变，这一条款后来并没有正式签订，但是“互保”的局面确实形成并持续下来，而且，声明参与东南互保的地方省份不断增多，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四川总督奎俊，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实际实行互保的省份扩展到东南十余省。(www.daowen.com)

东南各督抚的这种做法其实早有先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军队攻占广州后，就挥舰北上，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两江总督何桂清主动派出苏松太道台薛焕与上海的英法领事接触，“并传谕夷酋之在上海者，粤事总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仍照常贸易，毋稍疑惧”，而咸丰帝的答复居然是“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常通商”^[2]，也即同意了何桂清的建议和举措。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事变都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特一幕：中央朝廷和西方国家全面交战，而东南地区却和列强相安无事。

当然，东南互保在客观上使得东南地区没有卷入到战乱之中，保持了这一地区的安稳，这是各地方督抚和驻沪各国领事都乐于见到的。可以想见，如果东南诸省真如清廷所要求，不无狂妄地向列强开战，那么东南地区很可能会陷入靡烂不可收拾的窘境。此外，东南互保事件也意味着地方督抚手中权柄日益膨胀，已经拥有与中央集权的清廷相对抗的实力，并能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