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1854年)，《南京条约》签订届满12年，英方故意曲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规定的“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之说，援引最惠国待遇，提出中国全境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

英国人这一要求当然是无理的，只要对国际法稍稍熟悉，就可以轻松驳回。遗憾的是，清廷上下对洋人既都避之惟恐不及，又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于去了解西学，想要理直气壮地驳回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按约在五口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却在最早和西方人接触的广州受到强烈抵触，官方以民意为由，连哄带骗，一直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咸丰二年(1852年)，名士叶名琛就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后，依然不让英国人入城。咸丰六年(1856年)，英方以“亚罗号”事件为由，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由于英军军力不足，其攻击时断时续，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1月初，英国轻松攻陷广州，生俘根本没有准备逃跑的叶名琛。《清史稿》本传载粤人讽刺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今所无，今之罕有”。^[5]叶名琛的悲剧在于他仍然停留在夷夏天下观中，他任两广总督时，对洋人的法宝就是竭尽其能地搪塞和推诿，能不交涉，就尽量不交涉，就是要把前来通商的洋人堵在城外面。叶名琛很清楚打不过英人，却又视英人为夷、酋，根本不屑与之平等对待。遗憾的是，叶名琛的这一态度，正是大清皇帝和整个清朝廷的态度。这种情况下，英法才会借清廷忙乱于太平天国的良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试图攫取更多的利益。

咸丰八年(1858年)4月，英法军舰在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的率领下逼近大沽炮台，5月相继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在英法军舰的威胁下，清廷不得不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随后英法军舰调头南下。次年6月，英法军乘军舰北上大沽口，准备入京换约，结果被僧格林泌的部队击败，1860年8月，英法再组联军北上，重新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9月，怡亲王载垣等在通州同意英法提出的全部要求，但额尔金的中文秘书、主持谈判的英方代表巴夏礼又提出，英国使臣要向皇帝亲递国书，这一要求遭到载垣等人的严词拒绝，因为咸丰和载垣都清楚英人肯定不会下跪。^[6]9月，眼见列强即将兵临城下，咸丰逃至热河行宫，还美其名曰“北狩”，留下恭亲王奕与之交涉。10月18 日，额尔金下令焚烧圆明园，这当然是英法联军遮掩其大肆劫掠园内珍宝的手法。10月24日和25 日，双方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英法联军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www.daowen.com)

从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之后的庚子事变，近代中国屡屡屈服于列强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这其中，列强的蛮不讲理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清廷总是以上国自居，视西人为夷人，不能平等待人，让西方人觉得既可气又可笑，教训心态油然而生。这种盲目的狂妄自大实质上是观念的落后、文明的落后，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屡屡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