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主中原立国二百年，目睹明王朝晚期加派三饷，最后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于是引以为鉴，一直推行轻徭薄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新生人丁不征钱粮，即不再增加人头税。因此，有清一代官方明文规定的加诸农民身上的赋税徭役，要比明王朝轻一点。但是就根本而言，和其他朝代一样，清王朝以皇帝为首的官僚权力仍然鲜受制衡，由权力缺少制约而导致的各种弊端又岂是轻易能解决的，至少清代后期官僚阶层的腐败程度，就不比历史上的任何王朝逊色，民谚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生动写照，因而晚清农民阶层的实际负担，恐怕不会输于其他朝代。再加上清王朝以游牧民族立国，遵循古制，不轻言改革变新，因此到清代后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已经令有识之士嗟叹不已。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9月下旬占领广西永安州城(蒙山县)后，定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厘定官制的同时，宣布废除清朝纪年，颁行天历；颁布三谕，即《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实行“圣库”制度，禁私藏金银财物；不得剃发，恢复蓄发；由此，太平天国初具建国规模。

也正是在永安，太平天国确立了指向江南、夺取南京的战略目标。此后，太平军突破清军对永安的封锁包围，向北进发，途中不计较一地一城的得失，避实就虚，但目标明确，北抵长江、循江而东，兵锋直指金陵古城。咸丰三年(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随即顺流东下，连克九江、安庆，势如破竹，3月中旬攻破金陵城(太平天国时改称天京)，清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

太平天国不远千里，从广西转战至江南，目的就是为了占据江南富庶之地，截断清王朝的财富渊薮，既壮大己势，又削弱对手，这一战略显然是高明的，但在实施时大打折扣。太平天国占领天京不久，就在其鼎盛时期发生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被杀，翼王石达开率精锐出走，太平天国实力大损。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率领下，相继攻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陈玉成西征安徽与湘军作战，李秀成则南攻江浙，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6月攻占苏州后，李秀成才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苏福省，辖有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四郡，统辖苏南浙北等地，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财赋之区。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两度攻占杭州，又分兵攻下浙江大部分地区，建立浙江天省，同样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基地之一。太平天国1853年就定都天京，但真正占据江南富庶之地要到后期即1860年以后。(www.daowen.com)

李秀成占领苏州等地后，曾数度逼攻上海，此时上海已经开埠有二十年，早已成为华洋杂居之地，太平军要攻占上海必须考虑西方列强这个重要因素。太平军信奉的也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因而一度视西方人为“兄弟”，英法两国也多次与太平天国文书来往。但到1862年初，太平天国与上海列强终于决裂，列强与清廷开始联手共同绞杀内地的太平军。西方列强考虑的主要是自身利益，最后选择与清廷合作并不奇怪，毕竟清廷承认之前签订的各个条约以及相关赔偿，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奕执掌大权，在“借师助剿”的问题上与列强一拍即合。此外，早期的太平天国同样有着强烈的夷夏观，天王自视为“万国真主”，甚至称西方人为“夷弟”，到熟悉世界大势的洪仁玕当政时才放弃居高临下的口吻，这也是列强不愿意与太平天国打交道的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在早期自有一股朝气，从广西突围到攻占南京，转战大半个中国，军队愈战愈壮大，气势愈战愈盛，此时的太平天国尚属一股新兴力量，又借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所以呈现出锐不可挡之势。天京事变后，遭受内讧的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拜上帝教的鼓动作用也大为降低，导致后期太平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森严的等级制度又使得太平天国难吸聚优秀人才，最终在清廷与列强的联手镇压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