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发生地点来看，江南地区并不是双方交往次数最频繁、时间最悠久的场所。有清一代，广州一直是朝廷指定的中西贸易地，也是《南京条约》中的5 个通商城市之一，英国人也很快入居上海、宁波等城市，唯有最早开放的广州抵制强烈，当地官绅和普通民众都对英国人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以至于英国人不得不妥协，入城之事一拖再拖。相形之下，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西方人的青睐之地，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各国人士蜂拥而至，西学也迅速以上海为中心，向江南腹地辐射。故相比较而言，江南地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要显得更为开放、更容易接纳。

其中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从历史上看，江南一直是接纳移民的最主要地区之一。自秦汉开始，就不断有北方民众南下，尤其是三次战乱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引发三次北方民众的南迁高潮，给江南地区带来大量外来移民。由于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迁移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流动和传播。而且，由于移民的来源广泛且分散，各式各样的人的聚集、交流，会促使新的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特点的文化形态的形成。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正是在持续而众多的移民倾注下，逐渐形成了开放性和包容性都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使得近代江南在面临西学的冲击时，能够以一种更为主动接纳的方式坦然面对。

二是江南地区的学风如前所述是兼具考据和经世的色彩。一个地区的学风影响的多为包括士绅在内的知识精英阶层，而知识精英在民间社会中往往具有引领风气的重要作用。考据学风强调慎重求证的治学态度，注重证据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方法，和西方的科学精神非但不冲突，反有吻合之处；经世学风更崇尚实用原则，一旦接触到西方领先的器物和制度，一般不会一味排斥，主动学习和效仿的可能性居多。正因为如此，江南的知识精英即士绅阶层中，执意拒斥西学者少，主张学习模仿效颦者居多，这对社会风气有着不小的影响作用。

三是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从六朝以来，商品经济就在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唐宋以来更是成为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市场经济，也就是欧洲社会自工业革命以后逐渐建立的一种经济体系。但无论是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两者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契约自由、交易平等，拒绝政治特权。因此，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学传入中国时，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得到较大程度的认可，也在情理之中。

【注释】

[1]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6“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 ～160页。

[2]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标，按《明史·郑和传》所载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显然关键是宣扬天威，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诸蕃进贡的盛况。所以宝船所到之处，先宣读大明皇帝诏书，大行赏赐，“不服则以武慑之”。宣宗继位五年后再派郑和出使，其目的说得更直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因此，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朝贡制度，劝诱诸国来朝，指导思想是传统的夷夏观。

[3]童鹰：《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4]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页。

[5]康熙的容教令未录入《清实录》，礼部复奏原件也失存，但传教士立碑记录此事，礼部抄录，形成《抄写得西洋堂内康熙三十一年碑文》档案，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www.daowen.com)

[6]如乾隆敕谕咭唎国王称：“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清实录》第二十七册《高宗实录(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185页。)清王朝的这种自大，梁启超从文化层面加以解释：“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梁启超全集·新民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84页。)

[7]如马戛尔尼使节团的副使斯当东就观察称：“中国的邻近小国确在各方面都比中国落后，这是他们对待外人目空一切、高傲自大的根源。”“中国人虽然在特定几种手工业上的技术非常高超，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实在处于极落后地位。”(《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89页、第498页。》

[8]茅海健：《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3页。

[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10]钱大昕：《客有言苏味道不当昌其后者赋此解之》，《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7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12]1848年7月，华盛顿纪念塔奠基时，华盛顿特区特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浙江宁波府在传教士帮助下，赠送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中文刻有《瀛环志略》中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两段按语，至今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内200 多英尺高第十层内壁上。这两段按语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卓越见识，也成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碑文是：“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 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　众国传教士识。”

[13]转引自熊月之：《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