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前，清王朝中并非没有睁眼看世界的官员，只是这样的有识之士实在是屈指可数。

徐继畬就是其中之一。出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山西五台人徐继畲，累官至福建巡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总管同文馆事务，他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还要早于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和魏源。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在繁忙政务之余，尽一切努力收集资料，常向外国领事、传教士请教，数易其稿，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完成呕心沥血之作《瀛环志略》。该书不仅内容翔实可信，更难得的是融合了世界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内容。如在介绍美国时，不仅介绍美国的地理位置、风俗人情，还特别介绍华盛顿创立新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12]然而，像徐继畬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在当时却被斥为投降派，再加上他不同意林则徐在广州招募乡勇的做法，于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遭林则徐弹劾落职，《瀛环志略》一书也被查禁，反倒是一衣带水的日本，极为看重此书，从1859年起接连翻刻，尊为认识世界之指南。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徐继畬才被重新启用，时已经垂垂老矣。

其实，像徐继畬这样对西方社会有着较为清醒认识的高层官员，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际遇都非常令人扼腕。晚清中国第一位中国驻外外交官、驻英法公使郭崇焘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同样深刻，并撰有《使西纪程》，试图向国人介绍国外一些先进的理念和举措，被清廷申斥也就罢了，同样被当时的士大夫群起而攻之，连书稿也被毁版，不得不托病辞归。光绪五年(1879年)，郭崇焘坐轮船回家乡湖南长沙时，还被乡人士绅指责为勾通洋人，此后只能一直赋闲在家，连复出的机会都没有。

相形之下，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就随着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开辟，开始登陆江南，而江南地区对西学的接纳程度相应地也要容易得多。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贸易通商。此后，这5 个城市加上香港成为西学登陆中国的桥头堡，从1843年到1860年，6 个城市共出版了434 种西学著作，其中在上海和宁波所出的书籍就占了六成以上，参见表7-1：(www.daowen.com)

表7-1　1843—1860年6 城市出版西书统计表^[13]

较早进入上海的西方人仍然是传教士，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后，立刻就有基督教传教士闻讯而来，当然人数极少。1843年底，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到沪，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8月，据当时创刊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的报道，上海时有华侨141 人，其中传教士13 人。

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亦推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麦都思等在上海创立墨海书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印刷机为铁制，以牛车带动。在墨海书馆担任翻译的中国学者中最著名的是海宁人李善兰(1811—1882年)和吴县(今苏州)人王韬(1828—1897年)。墨海书馆出版了大量科学著作，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补全了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是晚清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植物学著作，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重学浅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力学著作。这些西学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魏源在编《海国图志》时就广泛地征引了《地球图说》、《平安通书》等西书；徐继畲编的《流寰志略》就直接得益于雅裨理等人的资料；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前驱，王韬之所以能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也无一不与他们系统地阅读西学著作、深受西学影响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