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江南地区学风，大致可以归结为融考据和经世于一炉。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精英，继承东林与复社的文化传统，立足考据，力倡经世致用以激励民风与士节，已经体现出考据和经世并重的鲜明特色。

清政权稳定后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对江南地区尤其施予重手。合称“江南三大案”的“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对江南士绅群体进行了大范围的打击，波及士绅数以万计，如“哭庙案”将并未参与的苏州才子金圣叹牵连处死，“奏销案”列名江南士绅13500 多名，顺治十六年(1659年)殿试第三名的昆山叶方蔼仅欠一文钱也遭革职处分，民谚称“探花不值一文钱”。此后，清廷又在江南制造多起酷烈文字案，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富户庄廷翻刻《明史辑略》，被打成“明史案”，庄氏父子施以开棺戮尸之罚，庄氏全族获罪，其子孙年满15 岁以上者皆斩，妻、女、媳俱为奴，甚至连书商、刻字匠、印刷工、书店老板、藏书家等也逃不了一死。而《明史辑略》不过直书清朝皇帝祖先之名，在明朝灭亡以后仍不记清年号、沿用南明年号罢了。安徽桐城人戴名世《南山集》案、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市，属浙江嘉兴市)吕留良案，均牵连致死数百人。有清一代，文字狱在乾隆一朝达到最为严酷的程度。原故宫博物馆所辑《清代文字狱档》共收录65 案，九成以上在乾隆时期，不但数量高居历朝历代之首，而且很多迫害完全系捕风捉影之事。清廷发动文字狱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坚持认为道统高于王统、以士林清议制衡君权的江南士人节操。

于是在乾嘉时期，埋首故纸堆的考据之学一度大盛。乾嘉三大考史名家均为江南人，钱大昕、王鸣盛为嘉定(今上海市)人，赵翼为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三人分著的《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合称“清代三大考史名著”。除此之外，江南考据名家还有戴震和惠栋。戴震是休宁隆阜(今安徽屯溪)人，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他所校的《水经注》解决了长期以来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几部古代算经，使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惠栋是苏州府元和县人，三世传经，上承顾炎武之学，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

乾嘉考据学大盛虽然是清廷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不得不钻进故纸堆的结果，但即便在乾嘉考据学者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经世痕迹。如钱大昕在一首诗中辛辣讽刺告密之风：“四时鬼扑换匆匆，罗织争夸告密工。此际模棱已难得，不矜懈豸触邪功。”^[10]《咏史》诗嘲讽士人缺少独立精神：“士风沮丧秦坑余，稷嗣面谀非丈夫。解冠溺中踞洗骂，莫怪高皇不喜儒。”戴震更是从经学考据入手，主张寓义理于考证，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对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提出强烈批评，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梁启超称为“前清学者第一人”。(www.daowen.com)

再到乾隆、嘉庆年间，江南地区出现了注重微言大义、以研究今文经学著称的常州学派。常州学派因其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都是常州人而得名，其学风表现为不拘泥于汉、宋门户之见，兼采两者之长，尤其因为得到龚自珍和魏源两人的加入而名声大噪。

龚自珍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为戴震弟子、江苏金坛人段玉裁的外孙，28 岁会试落第后，决意告别乾嘉考据学，走向今文经学。龚自珍所追求的是援经议政，实为经世之学。龚自珍对时局的洞察确实入木三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19 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表面上看似安堵太平，上下醉心于所谓盛世，实际上戾气已经充斥天地之间，社会动乱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所以他才大声疾呼统治者要不拘一格、实行自改革。只是在当时风气未开之时，龚自珍反被视为狂士，一生潦倒，但龚自珍始终坚持他的理念。后梁任公说：“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精电然。”^[11]如果说龚自珍是划过晚清思想界的一道炫目闪电，那么这道闪电显然起自江南。

与龚自珍齐名的魏源虽然是湖南人，但他一生之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江浙地区生活的。魏源14 岁就随到江苏任职的父亲来到江南，27 岁主讲江阴书院，后长期担任江苏布政使、巡抚、两江总督贺长龄、陶澍、裕谦等大员的幕僚，著名的《海国图志》就是在南京编撰完成的。后担任过兴化、东台等地的地方官，最后病逝于杭州，葬于西湖之畔。魏源是晚清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对19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影响重大，他虽然籍贯不隶江南，但其思想和观念体系的形成同样受到江南学风的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