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有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但当时受到地理知识的局限，郑和所下西洋实为今天的东南亚及印度洋，而且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宣扬天威，晓谕诸国来朝^[2]。中西方通过海路的直接商业交往，要到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和舰队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举世闻名的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之后。1513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抵达中国广东，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商人接踵而来，但在朝廷官方眼里，这些西方人均为海外诸夷，是来朝贡的。一直到明王朝覆灭，西方国家渴求的商贸体系与明王朝固守的朝贡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隔阂，只是由于双方远隔重洋，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国家的实力又足以压倒明王朝，因而自明代中后期起，双方既开展海外贸易，又冲突连连，但总体而言明王朝依然占据上风。

到16 世纪中期，西方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开始试图进入中国。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2年)八月，耶稣会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由印度辗转到广东沿海，这是西方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之始。由于明王朝严禁西方使团入境，方济各·沙勿略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一直停留在离广州仅30 海里的上川岛，至年底不幸染病去世。真正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开创新局面的是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582年左右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去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苏州、北京等城市，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定居北京，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五月病故，在中国居留时间达28年之久。利玛窦不仅将自鸣钟、世界地图、天象仪器、透明三棱镜等新奇器具带入中国，更将天文、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建筑学等西方学术体系和知识介绍到中国。继利玛窦之后，又有庞迪我、熊三拔、罗如望、汤若望等传教士接踵而来。

如果说，中国文化从佛教中汲取的主要是思想和观念等形而上的宗教意识形态，如众生平等、因果报应、地狱六道等，那么明末西学带给中国的则主要集中于科技知识及其方法论，“西方在17 世纪初年及其以前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在明末传入了中国”^[3]。当然，这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政治和社会学理论和思想显然不在其中。

和西方传教士有密切往来的明末学者，以方以智和徐光启为代表。方以智(安徽桐城人)学问渊博，一生著述良多，特别在科学和哲学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而这又得益于他对西学的研习和熟悉。徐光启堪称同时代学者中受西学影响最深者，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保禄(Paul)。徐光启早已认识到西洋学术多为本国所未闻，有助于致盛国家、永保太平，加入天主教为他向国人引介西学提供了更多便利，《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译著相继问世，令国人耳目一新。当然，作为学者的徐光启并不会满足于翻译层次，他孜孜以求的是中西学会通，甚至是在此基础上的反超，这是促使他在天文、数学、农业等近代科学领域不断探索并取得卓著成就的动力所在。徐光启是上海人，他的家族后人汇居之地，称为徐家汇，今上海徐家汇区名也由此而来。(www.daowen.com)

西学传入中国，为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新的血液，意义重大。事实上，就明末学者的科技成就而言，已经体现出一种类似于近代科学特征的实验、归纳和综合、演绎之风气，如湖北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江阴人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江西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上海人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应该说，明末这股学风主要是中国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自身努力所致，可惜并未成为社会主流，被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在清代还被禁毁，反而在日本引起高度重视，并于清末重新由日本传入中国。

但明末传入中国的西学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传教，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中华大地一统于上帝耶稣，所以传教士们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就和他们易华服、习华言、读儒书，自称“西儒”，以及广赠西洋新奇物件一样，都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吸引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皈依天主教的巧妙手段之一，这就是“学术传教”方针。对西方传教士的这一意图，与之有着密切交往的中国学者并非全然不知，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正是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中最匮乏的，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数学家借助于经验总结和简单归纳法，提示出许多颇具典型性的数学现象，但终因不能提高到数学科学的理论高度。因此利玛窦等传教士甫一展现所携带的西学，就令徐光启等学者倾心相慕，这与其说是宗教的吸引，不如说是学者对知识、对真理的真诚向往。

还要注意的是，17 世纪前后的欧洲社会涌现出一大批有着卓越见识的启蒙思想家和巨匠式人物，诸如格劳秀士、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但这些学者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包括自然法、主权论、政府论、社会契约等理论，传教士们都未能带入中国，这是极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