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地区在科举榜单上的领先地位，并不能完全说明江南地区的文化底蕴，毕竟，举业发达、登科者众更多说明的是这个地区的应试教育水平高超。相形之下，林立的书院、丰赡的藏书才更能说明作为“文化型”社会的江南地区的人文氛围。

书院源于唐代，本为官方修书机构，唐末五代起成为聚徒授课的私家讲学之所，至宋代发展成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教育机构，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士人讲学读书的场所，书院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明清两朝书院的数量大大超出前代，据曹松叶先生统计明代1239 所，李国钧先生统计明代1500 余所，白新良先生统计明代1962 所、清代4355所，邓洪波先生统计明代1962 所、清代4365 所。^[11]在全国各地的书院中，江西省书院数量居首，其次是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有清一代，江南地区的知名书院有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等。

书院具有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双重功能。不可否认，明清两朝书院服务科举的色彩愈来愈浓，清廷也一直在加强对书院的控制，甚至试图把书院纳入官学系统，但是书院在教育教学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讲学自由，同时注重诱导性和研习性学习。一些书院还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如苏州紫阳书院在清人鄂尔泰治苏期间，由讲究心性的理学转为稽考古文的汉学，学风为之一变。书院的学术研究功能更加明显，院长常由学界的宿学鸿儒出任，如钟山书院历任院长有杨绳武、卢文弨、钱大昕、姚鼐、胡培翚、唐鉴、李联琇、缪荃孙等人，紫阳书院历任掌院者有陈祖范、王峻、沈德潜、廖鸿章、彭启丰、蒋元益、钱大昕、石韫玉、朱珔、俞樾等人，其中不乏大师级的学术精英。又如钱大昕继卢文弨后主讲钟山书院，前后计4年，常与诸生讲论古学、通读经史，还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名著《廿二史考异》就是在钟山讲学期间完成的。

除书院林立、学风炽盛外，明清江南地区还有着浓厚的藏书之风。(www.daowen.com)

吴晗先生《江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浙江藏书家399 人，其中清代267 人；江苏藏书家490 人，其中清代238 人。又据学者统计，我国历代以来，拥有藏书家最多的两个省份就是浙江、江苏，两省之数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不仅如此，我国藏书家最多的10 个县市依次为：苏州(277 人)、杭州(207 人)、常熟(146 人)、宁波(109 人)、湖州(95人)、绍兴(94 人)、福州(80 人)、嘉兴(77 人)、海宁(68 人)、南京(67 人)，基本上集中在江南地区。

明代中后期，浙江地区的藏书家迭出，号称天下之甲，著名者有吴兴茅坤的“白华楼”、沈节甫的“玩易楼”、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绍兴祁承爜的“澹生堂”等，最负盛名的还要数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天一阁”创立于明嘉靖年间，楼主范钦官至云南布政使、兵部右侍郎，一生酷爱书籍，积书达7万余卷。归居家乡后新筑藏书楼，取名为“天一阁”，寓意以水克火。“天一阁”管理严格，奉“代不分书、书不出阁”为家训，还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等，违反者予以严厉处罚。其中外姓人不得入阁的规定，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允准登楼后才被打破。故“天一阁”藏书虽历经磨难，仍能留存至今，“天一阁”也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