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随着全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已经呈现出登科者众多的趋势。到明清时，这种情形更加明显。清人钮琇所撰《觚塍》续编卷四《苏州土产》载有一则掌故，长洲(今苏州)人汪琬在翰林院与同僚闲谈各地土特产时，称苏州土产只有两样：“一为梨园子弟”，另一为“状元也”，令众人咋舌而散。汪琬的说法当然有夸张之处，但是明清两朝江南举业发达、登科者不绝如缕，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科举体系中，进士是最高功名，士子必须通过地方的县试、府试和省级的乡试分别成为秀才、举人以后再通过朝廷主持的会试、殿试，才能成为进士。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清两朝自洪武四年(1371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不计满洲进士科、翻译科，共举行殿试201 科，再加上博学鸿词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24866 人、清代26815 人。在这些进士中，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 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 人，占全国的15.45%，清代为4013 人，占全国14.95%。

科试鼎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常常落入江南士子囊中。以状元为例，明代总计89 人，江南地区的苏州府(含太仓州)7 人、常州府4 人、松江府3 人，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各2 人，再加上应天府1 人，合计21 人，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清代状元总共112 人，江南地区的苏州府(含太仓州)29 人、常州府7 人、湖州府6 人、杭州府5、镇江府4 人，江宁府和嘉兴各3 人，松江府1 人，合计58 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苏州一府的状元数量更达到惊人的四分之一以上(参见图6-1)。难怪汪琬的自夸之语令同僚们无言以对。而且，明清两朝江南连绵不绝的状元数量还是朝廷有意抑制的结果，否则，江南的状元数量还会更多。此外，除了光芒四射的魁星，江南士子的其他科试名次也颇为显赫，例如与状元合称三鼎甲的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清代江南也多达39 人和52 人，分别占全国的35%和46%。

图6-1　明清江南状元数量比重表(单位：人)(www.daowen.com)

不可否认，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存在着诸多不足与弊端，尤其是官方以利于专制统治的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为标准答案，限制士子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读，对士子的自由思想造成极大的束缚和禁锢。尽管如此，较之于汉代的察举、征召等推荐手段，以考试为选拔方式、面对社会各阶层(贱民等极少数人除外)开放的科举制仍具有较为明显的公平性。由于政治权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超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以参加科试、跻身仕途作为最重要的人生价值取向。寒门子弟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也需要通过科举中试来维持家族荣誉，这就使得北至辽东、南至海南，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参加科试都是中国人最热衷的一项事业。

江南地区应试氛围特别浓厚，又有其自身的原因。一者，参加科举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平民子弟一旦踏入科举之路，就必须终日埋首苦读，不但无法从事劳动生产，还要购买教材、笔墨，延聘老师等，前往府城、省城等参加考试也需要足够的路费，在没有考上秀才、举人之前，普通士子是难以自食其力的。苏州天平山范氏家族自宋代范仲淹后，族中子弟在明清两朝仕宦不绝、接连中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范仲淹创设义庄，为族中清寒子弟提供了一个基本生存保障，使得这些家境虽贫、志向犹存的子弟能够专心苦读。江南地区的普通家庭没有宗族为后盾，但由于这一地区商品经济发达，达到温饱乃至小康并非难事，要供养一个应试子弟相对而言并非难事。

再者，江南士子的应试技巧和水平相对较高，这和当地文教发达、应试训练水准较高有着密切的关系。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按状元之多，足见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10]科举考试主要考察士子撰写的八股文，所谓“技术性”主要指八股文的撰写技巧。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提高八股文撰写技巧与水平的捷径就是精读此前成功者的中试范文，于是，精明的书商和一些文化人士合作，收集挑选以往的中试八股文，加以点评后出版，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涌现的文人社团如几社、应社、复社等，就出版过大量时文选本，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当地举子的平均应试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