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市民阶层的概念是侯外庐等学者最早提出的。侯外庐先生在将明后期的政治形势与16 世纪初叶德国农民战争作过一番比较后，以马克思的市民等级理论为指导，认为明代市民阶层以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为主体。此后，吴晗先生在《明史简述》中又指出：“随着商业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业工人也增加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是指手工业者、中小商人)。”

应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市民概念不同于西方，后者即指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而前者是指城镇中主要从事工商业的中下层普通民众，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市民阶层尚处于形成阶段，力量相对薄弱，在历史舞台并不占据突出地位。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市镇的出现，市民阶层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并拥有了大量社会财富。此时，市民阶层这个群体就不再被边缘化，反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在民间社会中占据主流话语权的社会群体。从当时在民间社会中广为流传的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市民阶层所追求的正当致富、诚信守信等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已经成为时代强音，而且其影响深远。

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不断壮大，市民阶层反抗皇权、宦官和权贵地主的各种市民运动在明代中后期风起云涌。市民阶层的反抗活动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市民阶层中的少数，即单纯由行业性雇佣工人组成的集体抗议行动，规模和影响都较小；另一类范围较广，是以市民阶层为主体、地方士大夫亦参与其中的城市骚乱活动，规模和影响巨大，可称为民变。

在乡村，民众反对的主要是集官僚和地主两种身份于一体的权贵地主，如官至礼部尚书的湖州人董份，致仕后仍与朝廷要员往来密切，在地方上则借助权势积敛财富，拥地数万亩，称霸乡里，最后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十一年(1593年)间引发民变。在城市中，市民阶层反对的主要是由皇帝派出横征暴敛的矿监税使和阉党集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分赴全国各大城镇去搜刮钱财，皇帝的贪婪和放纵令宦官们在各地气焰极盛，由此激起各地民变。万历年间，山东、武昌都曾发生过市民驱逐宦官的民变，江南最典型的一次民变爆发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苏州城。时提监苏杭织造兼税务太监孙隆数次加征，逼得机户关门罢织，织工奋起反抗。当年六月，苏城数千市民在织工葛贤的组织下，乱石打死孙隆党羽黄建节，孙隆避逃杭州。(www.daowen.com)

这些事例都说明，激起民变的原因主要来自朝廷官府，当以皇帝为首的朝廷权贵、官僚集团难以遏制自己的贪欲，对民众财富的剥夺和吸吮欲壑难填，抽取民间社会财富的力度一步步扩大时，必定会导致社会民众的强烈反抗。

还要指出的是，明清江南城市和市镇商品经济的发达，雇佣关系的盛行，以及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以往常被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同志有个著名的假设：“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但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乐观，即便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以及广州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真的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那么这一萌芽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无法形成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较早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国……它的经济结构比较坚固，自给性比较完整，上层建筑比较强大，并具有较大的自我调整的机能，不容易被冲破和瓦解”^[6]。顾准先生的分析更是一针见血：“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7]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还牵涉到一整套与之相关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背后的价值观念，诸如城市自治制度、代议制度、保护产权制度等以及权力制衡、法治、宪政、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这些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在专制权力一枝独大、只有“王土”和“王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真正壮大的。因此，所谓明清江南城镇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就是和前代相比有更为盛行的雇佣关系、更为扩大的商品市场、更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更为壮大的市民阶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