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历代专制王朝，最终都会走向自我毁灭，原因很简单，不受制衡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统治者越来越无节制地索取令下层民众的负担日益沉重，最后超出民间社会所能承受的底线，那么王朝离分崩离析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元王朝也是如此，尤其是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不重儒学，导致崇尚仁政的儒学所具有的从道德层面稍加约束专制皇权的功能也难以体现，这使得元王朝的延续时间稍显短暂。

在元朝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下，“南人”政治地位低下，汉族知识分子难以受到重用，而在传统中国，士人实现兼济天下的主要途径就是出仕，当仕宦这条道路被堵塞后，知识阶层就只有另觅出路，一些士人选择避世，这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当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无法实现后，独善其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心理调节，这是传统社会中儒道互补的原因所在。更多士人把注意力投向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民间社会，将他们的聪明才智转向作为俗文学的元曲。元曲先在民间流传，称为“街市小令”、“村坊小调”，题材大多取自市井社会，虽有较为严密的格律定式，但并不死板，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更能体现出普通人的生活意欲。大量文士将兴趣转向元曲，使得元曲呈现出空前繁荣态势，得以与唐诗、宋词并列。

元末江南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背景下，江南地区的士人在选择避世的同时，又突破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体现为留恋城市生活，尊重商人，并和商人阶层来往密切。一些富豪也喜交文士，往往成为文人、艺术家的鼎力支持者和赞助者，如此形成一股士商互动风潮，诸如光福徐达左、太仓陈彦廉、宜兴王子明等富商周围都有不乏文士拥簇。

昆山人顾瑛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顾瑛生于官宦之家，16 岁就外出经商，从事商业和田产，获利颇丰，遂为吴中巨富。30 岁时顾瑛始折节读书、弃商入文，凭着雄厚的财力，广罗古书名画、三代以来蠡鼎秘玩。40 岁时，顾瑛把家中产业尽付其子顾元臣料理，自己在昆山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计有36 处。此后数年，顾瑛广结天下名士，与四方来往宾客置酒赋诗其中，歌咏唱和，一时以风流文雅著称于东南，被誉为“玉山风”。顾瑛与元末文坛、尤其是东南文坛的诸多知名人士都有着密切交往，并且以其出手大方赢得了这些知名文人的交口称赞。元末东南文坛盟主、绍兴人杨维桢，就是玉山草堂的座上宾，每次经过苏州，顾瑛都会盛情款待，还直接馈赠给他一大笔租屋金。号称“元四家”的倪瓒，为人清高、素有洁癖，和顾瑛的私交也很好，《清閟集阁全集》卷九收有倪瓒为顾瑛所作的《金粟道人小像赞》。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之士的雅集并不罕见，兰亭雅集和西山雅集就是其中代表，^[14]与之相比较，以顾瑛、杨维桢为首的玉山雅集有两个特点：一是毫不讳言世俗享受。顾瑛本人由商入儒、财力雄富，为玉山雅集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使得参与玉山雅集的文人群体在唱和交游的同时，也极尽于耳目声色之好。尤其元末遭逢乱世、朝不保夕，玉山文人更是大胆袒露和追求人的自然欲望，呼吁不必过多理会道德戒律的束缚，当珍惜眼前时光，追求一种人生的至欢至乐，也即及时享乐。至正壬辰年(1352年)七月，江西富州(今丰城市)人、曾任白鹿洞书院山长的熊自得前来拜访顾瑛，顾瑛在玉山草堂设宴款待，此次文酒之会堪称典型。如熊自得在诗序中所记载，正值中秋之夕，月色满席，清朗满目。开始时先是主人手执玉廛，一声长啸，意气自如。紧接着张筵设席，女乐纷沓，纵酒尽欢，主人操琴，客人和箫，丝竹歌舞，相为表里。酒后赋诗，诗后作画，复以诗题画，方始告终。在玉山文人的诗作中，但求纵情欢乐思想的流露比比皆是，如“醉酒不辞良夜饮，追欢犹似少年游”，“人生有酒不为乐，何异飞蚊聚昏昼”^[15]，等等。

二是孜孜不倦艺术创作。如果参与玉山雅集的文人群体仅仅执着于世俗享受，那是不可能为世人所称道的。事实上，玉山雅集是以诗歌创作为中心，兼及绘画、书法和吟咏、歌舞的综合性聚会。就诗歌创作而言，据统计，玉山文人群体所创作的与玉山雅集相关的诗歌在5000 首以上。这些诗歌中当然不乏佳作，主持人顾瑛，《明史》本传称他“才情妙丽，与诸名士亦略相当”，杨维桢更是东南文坛领袖，名噪一时的“铁崖体”风格对玉山文人也颇有影响。除诗歌之外，玉山草堂的雅集一般兼及书画，宴饮过程中通常伴有赋诗、作画、题字等环节，因此，玉山雅集的座上宾中不乏知名的书画家，如画家甚至包括元四家中的倪瓒、黄公望、王蒙，并留下不少名作。此外，玉山雅集常有南戏北剧和各种声歌伎艺演唱活动，对昆山腔的形成也有一定贡献。因此，玉山文人这种既追求世俗享受，又隐于艺事、孜孜不倦于艺术创作的特点，后人称之为“玉山风”，对明清时期的吴地文苑影响显著。

明清士大夫对玉山雅集极为推崇，几乎后世所有提及玉山雅集的记载，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园池亭榭，饩馆声妓之盛，甲于天下”；《元诗选》的作者清人顾嗣立更是以顾瑛后代为荣，明代中后期吴中文苑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吴宽、沈周、祝允明、唐寅和文徵明等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可见到“玉山风”的一些流风遗韵，倪瓒一首《江南春》词，引得沈周和祝唐文等人数度追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对玉山雅集的羡慕之情更是毫不掩饰。卷188《玉山名胜集》感叹道：“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有未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袁世，有讬而逃，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而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佳话也。”将玉山雅集和晋太康年间石崇所筑的金谷园、王羲之等人唱咏所在兰亭园，以及唐诗人王维别业所在的辋川相提并论，评价之高不言而喻。

可以说，“玉山风”和玉山雅集亦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选择独善其身的另一种出路，但是，独善其身难免会陷入物质匮乏的窘境，而元末东南文人，借助于顾瑛的强大财力，既在精神层面以独善自居，又在物质享受层面达到了贫困文士难以祈求的高度，两相结合，自然令玉山文人自豪感倍增。而明清士大夫阶层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约束，对玉山文人那种远离官场是非，诗酒为乐、相聚尽欢，以物质和精神上的至乐为最终目标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尽管心中十分赞同和羡慕，但在皇权日益张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以文学追求表达自我、以世俗享受拓张个性的理想生活是可见而不可得的，于是那些位处仕途宦路、身受各种樊篱如文字狱等束缚的官僚士大夫们，只能在内心深处为玉山雅集喝一声彩，并把自己的一份艳羡悄悄注入笔下华丽的章句之中。

【注释】

[1]典型代表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中国的近代当始自宋代。此论经其学生宫崎市定发扬光大，并影响到20 世纪50年代的欧美史学界。

[2]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页。

[3]韩淲：《涧泉集》卷十七《次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上》引郏亶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8页。(www.daowen.com)

[5]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康熙嘉兴府志·艺文志》，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5964页。

[6]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上》引郏亶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279页。

[7]图5-1 和图5-2 转引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2页。

[8]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五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9]一般而言，宋代知州是一州行政最高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但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知州政令也需通判副署方能生效，两者之间并不隶属，这是宋代地方分权体制之一。

[10]胡瑗：《松滋县学记》，《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11]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12]马玉麟著，童晓峰校点：《马玉麟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13]一般认为，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有弟沈贵，字仲华，即沈万四，父亲沈祐。原居吴兴南浔，后迁居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东蔡村，沈贵次子沈富的侄子沈汉杰从东蔡村迁到北周庄。《金瓶梅》中有民间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里的“南京”当指南直隶省，“南京沈万三”指南直隶下属的苏州府长洲县沈万三家族。参见潘群：《沈万三姓名籍贯考》，《晋阳学刊》1992年第5 期；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 期。

[14]兰亭雅集有诸如谢安、王献之等名士参与，留下千古流传的王羲之所书写的《兰亭集序》；西园雅集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蔡襄等多位名士参与，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书写《西园雅集图记》，后人摹画不绝。

[15]顾瑛辑，杨镰、叶爱欣整理：《玉山名胜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3页、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