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后，政治制度方面推行行省制度，省原本是中央机关的官署名称，如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元代也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又将这一机构派驻地方，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既使得地方行政建制由此多了省一级，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经济方面，元代统治没有受到儒家重农抑商理论的限制，非常重视商业贸易。成吉思汗对商人就很尊重，此后为元历代君主效仿，最早来到北京忽必烈政权的欧洲人，不是官方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实际上，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对全世界的商人和贸易行为都保护有加。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指出：“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他还引用14 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中描写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11]

在上述背景下，元代江南地区的商业发展迅猛，店肆林立、商贾众多，各种买卖盛行，城镇经济繁荣。元代江浙行省的人口密度已经高居全国之首，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91.23 人，超过排名第二的江西行省42.95 人一半之多。光绪《苏州府志》载，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的苏州府户口总数为173042 户，到元至正二十七年(1290年)户口数增为466158 户。原本隶属于苏州的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四县，人口不断增殖，在元贞二年(1296年)皆升格为州。上海原属华亭县，由于户口繁多，也在至正二十七年(1290年)割华亭县东北五乡设置上海县。

江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元代海外贸易起初是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都城大都，聚居着大量官僚贵族和军队，其粮食供应来自全国各行省。其中，江浙行省征收的粮食数额接近全国各行省征收总额的几近一半。漕粮开始通过运河运往大都，由于运河淤积且运输成本较大。元朝统一全国后不久，丞相伯颜提议用海运方式转运南方粮食到大都，得到同意。至元十九年(1282年)，从崇明州取海道运送粮食四百余石直抵直沽(今天津)，再转河道运抵大都。此后，糟粮海运规模不断扩大，天历二年(1329年)时达到350万余石。其路线一般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上，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顺风时十几天就可以到达。(www.daowen.com)

巨额的粮食运输刺激了沿海城镇的发展。刘家港时属昆山州，成为官粮起运起点后，发展尤其迅猛。元至正二年(1342年)，朝廷在太仓境内设立市舶分司，负责海舶、外贸等管理工作，江南地区丰富的手工业品、粮食、果品都可以通过海路北上或南下，太仓的刘家港也因此成为当时的著名港口，号称“六国码头”。元代泰州诗人马玉麟有一首《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生动描绘了当时海船林立、外商云集的热闹场景：“玉峰山前沧海滨，南风海舶来如云。大艘龙骧驾万斛，小船星列罗秋旻。舵楼挝鼓近沙浦，黄帽唱歌鸣健艣。海口人家把酒迎，争接前年富商贾。蕃人泊舟各邀请，白氎缠头雪垂颈。珊瑚光映文犀寒，荔子香生蔗浆冷。”^[12]蕃商胡贾辐辏江南的沿海港口，说明元代开辟了不少新的海上航路，海外贸易的总量也因此不断攀升。

伴随着发达的海外贸易，江南地区涌现出一批巨富之家。例如昆山顾瑛、苏州徐达左、松江曹知白、太仓陈宝生等富豪，大多和海外贸易相关。最著名的元末富户沈万三，其致富缘由之一就是“通番”。^[13]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社会自中世纪后期起，工商业的地位就日渐重要，不仅刺激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更有助于契约自由、平等交换、诚信交易、保护产权等理念的形成，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西方社会也因此由中世纪农业社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反观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钳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从道德伦理层面为商人阶层抹上一层贬义色彩，对社会生产生活必须且利润丰厚的行业如盐、铁，则自汉武帝起就实行官营，控制严密、效率低下，其后果之一就是使得传统中国始终停留于财富匮乏的农业社会。然而正是在所谓异族统治的元王朝，东南沿海地区却呈现出商业繁盛、对外贸易频繁的活跃态势，给当地带来巨额财富，城市生活也显得活跃而富有生气。可以说，整个东南沿海在元代中后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和活力，蒸腾着不弱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民族的创造力，这恰恰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才出现的，在历史上恐怕也只有宋代与之相仿。更为遗憾的是，随后的明清王朝，又重新回到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的闭关锁国老路，直到近代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迎面驰来，多数士大夫阶层仍然难以摆脱天朝上国的无知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