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城市大多实行坊市制，后期才坊市混杂。坊即居民区，市为市场，商业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市和西市，朝启暮闭，两个市场的规模虽然庞大，但和偌大一个长安城相比，仍然显得力所不逮。更何况唐代城市晚上大多实行宵禁，自然也不存在夜市可言。

直到唐代晚期和五代十国，我国的城市才突破了坊市制，在禁区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展商业贸易，于是临街设店成为潮流，并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和商业区。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也被取消，于是在唐后期夜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早市、鬼市(夜间集市、至晓而散)。记载宋代苏州的《宋平江城坊考》中，列有纸廊巷、豆粉巷、米巷、药市街、金银巷、醋坊巷、石匠巷、乐鼓巷、砖巷、乡线巷、幛子巷等街巷名称，从中就可以看出当时苏州城内存在着大致的工商业市场分工区域。著名诗人范成大引用当时谚语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8]，认为杭州当时是省会，但自唐以来，苏州的繁华程度就在杭州之上，所以有“苏杭”之称。此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流传益广。

南宋时期最繁华的江南都市当然要数临安城(今浙江杭州)。临安在南宋时成为国都，麇集大量的达官贵人、文人骚士、军队将士等消费人群，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都市。其城市范围，除包括城墙内的9 个厢外，还包括类似今天郊区的城外4 厢，绵延城外南、西、北三个方向各数十里，市井坊陌、烟火生聚，堪比内地其他路的一个小州郡。城内商品市场细化，其种类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市》的记载，就有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市、鱼行、猪行、布行、蟹行、青果团、鲞团、书房等十多种，每种市场又可以分为大型的批发市场和中小型的零售市场，后者遍布城内的各个角落。行业分工也日趋精细，除一般性商业和手工业外，还有包含、租赁、旅馆、仓储、借贷、娱乐、修补等诸多服务性行业，使得临安城市经济的内涵异常丰富，其中旅游业尤其热闹非凡。(www.daowen.com)

临安城有山有水、风景绝佳，王公贵族自然争相建造亭苑楼台，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如果忽略其中的嘲讽涵义，那么这句诗的确道出了西湖周边的盛况。白蛇传说中，白娘子偶遇许仙也是外出游玩的结果。实际上，上自官豪势家，下至平民百姓，都需要这样一个休闲游玩的公共场所，这个场所就是西湖。也正因为如此，西湖避免了沼泽化的淤积命运。宋代知名文豪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1069—1072年任通判，1086年再任知州，^[9]前后不过15年，就发现西湖沼泽化的程度极为惊人，“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指出“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苏轼的这篇《乞开杭州西湖状》，也是西湖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朝廷的文件中，当然之前民间已经俗称西湖。苏轼主持的这次整治的力度是空前的，全湖挖深，大量泥土在湖中偏西处筑一长堤，即苏堤，全湖最深处为湖心亭一带，建石塔三座，禁止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淤浅。同时疏通六井，整治盐桥运河，专受西湖之水，以使河道畅通，且居民皆可饮用。这样一来，西湖之水，既供居民用水、灌溉农田，更日益成为一个著名的都市风景游览区。

大型都市在江南经济社会中虽然影响重大，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但毕竟数量不多，真正体现出江南雄厚经济实力的，还要归功于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市镇了。市即市场，由来已久，在城乡间的交通要道上，不断兴起各种草市、集市、墟市，发展为各类定期市、经常市，成为基层经济中心。镇在汉末三国时期为军事据点，孙吴政权就在今浙江衢州境内设置峥嵘镇，负责周边防务，称军镇。唐时军镇数量更多，到唐中后期，镇的经济职能日益突出，于是镇由军事戍守单元转变为行政单元和区域经济中心。据考证，大约在宋真宗初年，最晚到大中祥符中期，宋朝廷已经在各镇分设文武官员，武官为镇将，三年一换；文官为监税官。此后，镇基本被纳入地方行政建制中。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到北宋神宗元丰初年，整个两浙路共有镇75 个。上海起初也为镇，设立时间仍然有所争论，但为北宋中期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