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江南各城市中，就经济实力和知名度而言，还要数苏州相对领先。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唐朝廷升苏州为雄州。安史之乱后，苏州户口猛增，承担的税额、兵额也相应增多，加上苏州是运河沿岸四大都会(淮安、扬州、杭州、苏州)之一，经济发展迅猛，张继一首《枫桥夜泊》，描绘出一个位于运河要道、南来北往舟车不息的繁忙苏州的形象。因此，苏州升雄州和江陵升府一样，都是由于经济繁荣，导致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

也正是从唐代开始，苏州开始和文人骚客结下不解之缘。有唐一代，先后有三位著名诗人即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出任过苏州刺史。这三位知名诗人，都在文坛负有盛名，出任苏州刺史时，又勤心政务、关心疾苦，因而得到了苏州人的好评。朱长文在地方志《吴郡图经续记》中称赞道：“此三人者，至今以为美谈。”这三位知名诗人在苏州的共同成果，就是保持和促进了苏州的进一步稳定和繁荣局面。

韦应物是长安人，以山水田园诗和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列。贞元四年(788年)秋，韦应物被任命为苏州刺史。世称韦应物为“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前两个都是官职名，后一个是因为他做过苏州刺史。

韦应物出身显宦，安史之乱后，一度立志济世、积极进取，也写出不少抨击现实的诗篇，但后来在地方上因为惩办权贵而被迫去职。到贞元初年，仕途才比较坦荡，先迁江州刺史，入为左司郎中，出为江南望郡苏州的州牧。苏州的富庶繁华，韦应物在一首《登重玄寺阁》描写得颇为贴切：“始见吴郡大，十里郁苍苍。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重玄寺即今重元寺(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是勤于政事的，忙得甚至连诗歌创作都暂时搁下。但是，和早年一样，官场的陋习和尔虞我诈总让韦应物无法适应，但他依然尽其所能地关心民间疾苦、减轻民众负担，同时独善其身。三年期满离职后，两袖清风的韦应物别说衣锦还乡，连路费也凑不出来，只有穷困潦倒地寄居在苏州永定寺，租种两顷薄田，再督率子弟读书。两年后韦应物贫病而殁，晚景凄凉让人难以相信，不过苏州人并没有忘记他，沧浪亭五百贤祠中有着韦应物的一席之位。

韦应物在苏州逝世不到30年，苏州又迎来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公元825年暮春，身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三年任职期满后，转授苏州刺史。白居易与苏州并不陌生，安史之乱时，十余岁的白居易曾避居苏州，后来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白居易年纪尚轻，无法与之结交，但对“韦苏州”也颇倾慕。

白居易对苏州的印象极佳，对苏州的富庶更是赞不绝口，他的《登阊门闲望》诗云：“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青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古寺山藏色，月跃娃宫水放光。曾赏鱼塘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白居易在苏州体察民间疾苦，兴利除弊，勤政爱民，为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白居易生性好游。时城内民众去名胜虎丘，路线是出阊门沿山塘河堤岸一路西行。但山塘河堤岸过低，梅雨水涨时常被淹过，民众只能从田间阡陌绕道而登，殊为不便。这让喜爱出游的白居易很是着急，于是组织民众清淤排涝，疏通河道，又整修河堤，垒石加固，还在堤岸栽柳种竹，既解除洪涝之忧，又供车马往来。从此，苏州城内百姓自山塘至虎丘游玩，非常便利。堤岸筑好后，白居易写有《题武丘寺路》诗云，颇为自得：“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天平山(唐时称白云山)也是白居易常去的地方，还写有一首著名的《白云泉》诗，云：“天平山上白云泉，云本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第三位来到苏州的诗人是刘禹锡。刘禹锡祖籍洛阳，出生于嘉兴，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与白居易等交情深厚。著名的“苏州刺史例能诗”就出自刘禹锡笔端，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刘禹锡和他酬唱往，“例能诗”的“苏州刺史”是指白居易、韦应物，没想到数年后他自己也成为“例能诗”的“苏州刺史”之一了。刘禹锡性格倔强，在政治上并不得意，屡遭排斥，贬谪生涯前后达23年。大和六年(832年)二月，刘禹锡被任命为苏州刺史。时苏州刚发生一次较重的水灾，因此刘禹锡一到苏州，就察视灾情，了解民瘼、赈恤灾民。在他的积极努力和争取下，唐朝廷从本州常平仓调拨十万余石米分发各户，并宣布减免赋役，使得苏州地区安宁如初。

大和八年(834年)秋，刘禹锡奉命调任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刺史。临别时，刘禹锡写下《别苏州》两首，表达了对苏州的依依不舍之情，其二为：“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

【注释】

[1]王夫之：《读通览论》卷二十六“宣宗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8～2179页。

[2]《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3页。(www.daowen.com)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736页。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944页。

[5]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3页。

[6]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第十三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陆歙州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页。

[8]这句谚谣最早见于南朝的殷芸宋人的《小说》一文。南朝时，今天的扬州称为广陵，当时的扬州则指扬州刺史的治所所在地建业，即南京，因为是帝都，扬州刺史的权柄极重，故“下扬州”形容官场得意。“骑鹤”则喻指道教的升仙。因此这句谚谣的最早含义是嘲讽人的欲望过盛，发财、升官、升仙三者俱图、毫无节制。隋唐时期，扬州就是今天的扬州市，由于隋唐时扬州商品经济发达，人的纵欲主义被激发，故这句谚谣自隋唐时起，就专指人对金钱和物质享乐生活的追求。

[9]转引自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10]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3页、第145页。

[11]陈桥驿：《历史时期西湖的发展和变迁》，《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0页。

[12]白居易主持所修之堤在西湖东北岸，今已不存，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将杭州城西南通往孤山的白沙堤改称“白堤”，并在孤山之麓建白公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