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特点之一是有着相应的政治等级，自北周和隋代开始，就将全国各州县划分为若干等级，唐代沿袭了这一做法，将全国各州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共计8 个等级，县则分为10 个等级。唐代前期的府、雄和望州均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后期在长江流域新增3 府、2 雄、6 望州。唐代中后期共有8 府，多数是因为皇帝驻跸过，只有河中府是因地势险要，江陵府是因户籍骤增而设。辅州有4 个，主要是帝都长安的左右两翼之州。雄州在唐前期有6 个，或为拱绕东都洛阳，或为人口众多、地势冲要之州，唐后期增加4 个雄州，只有苏州是因为人口增殖、税额日增而升级。唐后期江南道的望州数量的增长，以及拥有上县的数量均居全国各道之首，这些都表明唐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发展，江南城市的政治地位在持续上升。

具体而言，唐代除建康之外的江南地区的其他城市，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六朝古都的建康城，到南朝陈时，不论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还是财富荟萃、商业繁荣程度，都堪称当时中国甚至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但隋文帝杨坚于589年平陈后，出于对“帝王之宅”的忌惮，要将建康城的帝王风水全部破坏掉，以免皇位受到威胁，于是下令毁坏建康城，将城内多数建筑推成平地，辟成供农民耕种的田地，《隋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下》称：“及陈亡，建康为墟。”六朝古都，居然成为农田，这在南京的城市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江南其他沿运河的城市则发展迅速，如古称朱方的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度取代了被隋唐统治者刻意抑制的建康城的地位，设有省一级的浙西道观察使，浙西的军事安全，系于润州一身。润州又处江南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口，是江南财富转输中原地区的枢纽，江南诸州的漕运都须经过润州，由此成为江南糟粮与土产的集散地，盛极一时，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镇江府》称：“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常州、无锡、嘉兴等城市也是如此。

位于浙北的杭州城，在隋唐时期更是一跃而为东南名城。六朝时杭州为钱塘县，其所在的浙北地区为山水风光，顾恺之从会稽回到建康，人问其山川之美，顾恺之的回答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与霞蔚”；王献之则形容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10]此时，钱塘江的堤岸还未最后完成，浙北地区湖泊众多，如当时的鉴湖方圆达百里，山水相映，自然风光绝佳。至唐代，钱塘江的堤岸全部完成，浙北平原全部河网化，原来的湖泊到11 世纪后大多遭到围垦，于是浙北平原从原来的山水风光转为江南水乡的田园风光。因此在隋以前，杭州城市基本上处于起步和初兴阶段，从隋朝开始，杭州城市建设步入日新月异的快车道。南朝后期，杭州所在的钱塘县数次由县升格为郡，但辖域不广，且废置不定。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废钱塘郡，改设杭州，并下令重新选址筑城，周长达36 里多，设城门12 个(一说13 门)。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自润州至杭州的江南运河全线贯通，杭州城成为运河的南端起点，又是浙北漕运的枢纽，这对杭州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深远的作用。(www.daowen.com)

杭州城的市政建设在当时颇具代表性。杭州城位处柳浦西，即今凤凰山麓一带，城南为山坡地，城西为西湖，城东则为沿江滩地，由于紧邻钱塘江，杭州城市常受江潮倒灌之苦。唐前期，江沙淤积导致杭州城和钱塘江之间的河道不畅，严重影响舟船进出，于是在唐景龙四年(710年)和咸通二年(861年)，先后由地方官员组织疏浚，河道两旁构筑堤岸，既方便舟楫往来，又使得城区免遭江潮冲击。会昌六年(846年)，刺史李播再次大规模修筑御海潮堤，漫延数十里，耗资千万钱，工程完工后数十年，杭州城免遭江海潮患。

江潮倒灌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杭州城内水质咸苦，居民用水匮乏，这成为限制杭州城市扩大规模的一个瓶颈。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李泌出任杭州刺史，他发动民众在西湖沿岸设置水闸，引西湖水入城，又在城内人口稠密地带开凿6 口竖井，实为蓄水池，用瓦管或竹筒引来西湖水并储存其中，供周边居民日常汲用，由此解决了大部分居民的日常用水问题。李泌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不仅使全城百姓的饮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西湖的命运也从此和杭州城市的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遏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11]。为杭州城市提供饮用水源的西湖，本身也避免了沼泽化、围垦的命运。此后，每当西湖出现淤积现象时，总有地方官员组织疏通整治，如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就主持全面疏浚西湖和六井，构筑湖堤，不仅保证了杭州城市居民的用水，也促进了西湖作为旅游胜地的发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