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后，不少避难民众重新迁回中原地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就生动描绘了时人重回家乡的狂喜心情。但中原地区此后并不太平，尤其是出现了藩镇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中央朝廷无法掌握地方民众，租税也征收不到，大多为地方节度使所截留。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任节度使的要求没有得到朝廷同意，于是联合田悦等其他三位节度使共同举兵。次年，田悦等自立为王，同时，唐朝廷派去讨伐的李希烈也公开称王，黄河下游的藩镇叛乱愈演愈烈。建中四年(783年)，被征调准备上前线的泾原(唐藩镇名)士卒在长安城，因为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赐而发生哗变，德宗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泾原兵变”。

当中原和关中地区屡生事端的时候，江南地区却基本安然无事。建中二年(781年)五月，韩滉出任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使，中原地区发生泾原兵变时，韩滉在东南训练士卒，积极备战，使得淮南大镇不敢窥伺江南。更重要的是，关中地区屡经战乱，粮价腾飞，又加旱、蝗不断，韩滉派人将粮食、布帛等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往关中。据《旧唐书·崔造传》和《册府元龟·邦计·漕运》记载，韩滉任职两浙节度使时，每年运往中央朝廷的米达75万石，并用两税折纳米100万石，这个数字相当之巨。韩滉以后，直到唐亡，江南每年输往中央的漕粮也就在40万～50万石。

可以说，安史之乱后，江、淮流域日益成为支撑唐政权的核心区域，其中江南地区的地位日益突出，唐中央朝廷所需物资和经费，主要仰给于江南。一旦江南通往京师的运河漕运被截断，唐朝廷上下立刻就会陷入恐慌，因此，江南区域的重要性在当时人的文章中经常被强调。《旧唐书·第五琦传》载至德元年(756年)名臣第五琦在蜀中谒见玄宗时上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大历十二年(777年)，《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二载梁肃《常州刺史独狐公(及)行状》，文中指出：“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在文中强调江南为赋税重地，贞元十八年(802年)，他在送别友人出任歙州(即徽州)刺史时，称“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7]。

江、淮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唐帝国的经济命脉，和当地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分不开，这其中运河功不可没。唐代最为繁华的都市堪称扬州，这主要得益于扬州的特殊地理位置。扬州城市本来就位于长江、运河十字交汇地区，当时的海岸线大抵在常丰堰稍东，即今天的盐城、如皋一带，鉴真东渡日本时，就是从扬州出发的。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润州刺史齐瀚又开伊娄河，缩短了润州到扬州的距离，如此，扬州南北、东西水道更加畅通，自然商旅辐辏、热闹非凡。再加上唐中期盐铁使刘宴改革盐法，实行榷盐法，民间盐商的利益得到保障，积极性大增，遂使官府盐税收入相应水涨船高，几乎占唐帝国税赋收入的一半，而扬州则为江淮海盐的集散地，自然成为财富荟集之所，民谣俗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8]。(www.daowen.com)

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可以从人口的增长中看出，参见表4-1：

表4-1　唐代部分地区人口密度比较表^[9]

由表4-1 可以看出，隋末江、淮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比不上中原地区，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后，江南地区的人口数量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比不上中原地区。而安史之乱堪称分水岭，此后中原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密度都被江、淮两地甩在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