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既是唐帝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改变江南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事件。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乱起，“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安禄山部众攻破潼关，长驱直入长安城，次年，唐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收复长安。此后数年，双方在中原洛阳地区争夺激烈，历来为唐帝国根本的关中、关东地区战火不断，昔日的繁华城市、规整良田大多付之一炬，很多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帝国因此元气大伤。

安史乱军同样意识到包括江南在内的东南地区的重要性，大军一度指向淮泗，试图切断运河和汉水的运输线。应该说，安史乱军的这一战略意图如果得到实现，那么唐帝国就真的岌岌可危了。幸而在安史乱军南攻时，先有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固守南阳(治今河南邓州)，后有河南节度副使、太守张巡率军民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南阳之战和睢阳之战，死死挡住了乱军南下，使得包括江南在内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没有受到兵燹之灾。

不过，江南虽然没有受安史乱兵的侵扰，但还是难脱战火罹苦。公元760 至761年，长江中下游地发生刘展之乱。时任宋州刺史、淮西节度副使的刘展治军严整，但为人桀骜，遭到上司忌恨，准备以提升他为辖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的江淮都统为名，将他调离军队后拿下。刘展不服，引兵过江，一路横扫，接连攻下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苏州、湖州等。直到唐朝廷派出大军才被击败。刘展之乱对江南地区破坏不小，《全唐文》卷三百十六载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称常州“自狂虏肆乱，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这样的记载当然有所夸张，但至少说明常州所受破坏非常严重。紧邻常州的苏州也是如此，《全唐文》卷四百三十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称：“取彼榛芒，画为封疆。”官府组织的屯田一般见于地广人稀之处，苏嘉地区也要大兴屯田，说是有破坏之严重。所以司马光认为：“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4](www.daowen.com)

当然就整体而言，江南地区所受兵灾还是轻微的，而安史之乱令中原地区备受摧残，大量士人和普通民众都不堪忍受而选择南徙。唐人文集中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不少，如《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九载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称：“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权德舆传》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还有不少士人南下浙江，《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三载穆员《鲍方碑》称：“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大量士人向江南移民，必然会提高整个江南地区人才的整体质量和文化素质。以安史之乱为界，官方正史两《唐书》中立传的江南各州籍人士前后相差非常醒目，如安史之乱前立传人物中润州籍8 人，常州籍11 人，苏州籍9 人，湖州籍无，杭州籍5 人，安史之乱后立传人物中润州籍33 人，常州籍23人，苏州籍26 人，湖州籍19 人，杭州籍21 人。

移民数量更多的当然是普通民众。为了躲避战争灾难，黄河流域的民众纷纷向战火未及的安全地带迁徙，或南走岭南、北驰沙朔，或遁世山谷、浪迹他邦，最主要的迁徙方向就是淮河—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江南当然是重中之重，著名诗人李白就称比永嘉之乱时的南迁民众还要多，“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5]。这些南迁的普通民众家庭，在学者的著作已经有详细描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