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堪称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在多数正史和笔记野史中，杨广都以奢侈靡费、滥用民力和荒淫好色的形象出现，“炀”也是一个恶谥，意思是“好内怠政、外内从乱”。这固然和隋炀帝本人肆意放纵有关，也和隋立国很短就被唐帝国取代有关。由于立国短，修史者多非本朝人，而下一王朝在修史时，必须将前朝的末代之君描绘得名声极差，最好是十恶不赦，否则下一王朝的合法性将无法成立。

事实上隋炀帝杨广也并非全无可圈点之处。他登位前屡立战功，又表现得礼贤下士、谦恭谨慎，这才得以取代原来的太子杨勇。登上帝位后，杨广除征战不息，也不是全无政绩，例如推动科举制的完善。隋文帝杨坚时，把选拔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以荐举方式让百官荐举官员。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和五年(609年)，都诏令各郡分多科举人，虽然都是临时之举，但分科举人再参加考试的特征已经初步呈现。隋炀帝还曾设立明经、进士两科，实施“试策”之法，让有司就政事、经义等设问，令应试者作答，“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2]。科举制在唐代日臻完善，隋炀帝有一定贡献。

隋炀帝最著名的一项功绩就是开凿大运河。隋代大运河始凿于605年，隋炀帝先是征发两淮民众数百万，开通一条连通黄河、淮河的通济渠，再征调民众疏通连接淮河、长江的古邗沟，数年后动用民工百万余众挖连接涿郡(今北京南)、黄河的永济渠，两年后再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今浙江杭州)，前后历时约6年，征用民夫数百万，终于完成这条全长2700 多公里的大运河。(www.daowen.com)

隋朝大运河其实是在已有天然河道和古运河基础上开通的，在江南地区尤其如此。江南为水乡地区，交通多倚仗舟船，所以开凿运河的历史很早，可以上溯到春秋后期，当时吴王夫差为北上和晋国等中原强国争霸，在公元前486年利用江、淮之间的原有水道，开凿了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人工渠道即邗沟，隋代邗沟就是在这条旧邗沟水道上加以疏浚的。吴国和越国之间，也有借用自然水道开凿、以供舰船行驶的河道，《越绝书·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这条百尺渎又名百尺浦，从苏州向南，经吴江、平望、嘉兴，向南直抵钱塘江，两国都可以借此来载运粮食、军队等。秦时，嘉兴至杭州的沟渠即杭嘉运河的前身基本开通。到西汉武帝时，为便于征运闽越贡赋，又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百余里，南接杭嘉运河，这样又打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孙吴时，为加强政治中心建康和吴、会之间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年)派屯田兵3万开凿句容中道，又称破岗渎，可从毗邻建康的句容直抵丹阳。丹阳还有一条北达京口(今江苏镇江)、南通吴会的丹徒水道，这条丹徒水道就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身。隋大业六年(610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3]这条江南运河就是将原有的丹徒水道和苏州至杭州之间的水道，都予以加宽加深而成的。

隋炀帝不惜耗费国力开挖大运河的原因，后人一直有所非议，归结于搜括江南财富、攻打高丽、挖掉东南王气、贪恋广陵美景等诸说。其实，这些说法大多过于偏颇，隋炀帝固然肆意妄为，但也要具体而论。大运河的开通对广大民众来说是个负担，有害一时，但对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言，却是利在千秋。因为众所周知，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效率最高的运输方式就是水运，江南地区的经济日益繁荣，要转运江南财富，那么水路必不可少，隋炀帝不可能不看到这一点。哪怕隋炀帝主观上有借助大运河出巡享乐的意图，但客观上大运河贯通南北，中国东部的南北方至此才浑然一体，隋以后运河沿岸地区的城镇工商业发展迅猛，江南地区更是迅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河之利，故隋炀帝以后，历代王朝都不断对运河加以疏浚，确保大运河发挥南北动脉、转运江南财富的作用，就说明历代帝王和隋炀帝一样，都对大运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