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江南文化十六讲:南北文化碰撞与融合

江南文化十六讲:南北文化碰撞与融合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孙吴为西晋所灭后,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江东大族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折。原本江东大族在孙吴国内享有出仕特权,仅陆姓一门即出二相、五侯、十余将军,但随着孙吴国的灭亡,江东大族的显赫权势也随之告终。操控西晋朝廷上主要职位的中原士族,优越感极强,讥称江东士族为亡国之余,少数北上的江东士人,更是屡遭歧视和排挤。

江南文化十六讲:南北文化碰撞与融合

孙吴为西晋所灭后,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江东大族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折。原本江东大族在孙吴国内享有出仕特权,仅陆姓一门即出二相、五侯、十余将军,但随着孙吴国的灭亡,江东大族的显赫权势也随之告终。操控西晋朝廷上主要职位的中原士族,优越感极强,讥称江东士族为亡国之余,少数北上的江东士人,更是屡遭歧视和排挤。《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载吴地名士陆机、陆云兄弟北上入洛阳后,“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远近? 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志默然”。陆机虽然凭借他的机敏与卢志针锋相对,但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陆机父祖名讳,可谓公开侮辱。此后,陆机兄弟果然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与陆机兄弟同时入洛,号称“洛阳三俊”的顾荣眼见中原局势混乱,明智地选择归隐家乡,才得以幸免。

东晋政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后,过江士族大多带有不胜凄惶的流亡心态,《世说新语·言语》载南渡士族一边感叹“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一边相对垂泪,晋元帝司马睿也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渐”之语。吴地的江东大族起初也没有表现出依附姿态,相反对晋元帝和南渡的北方士族颇为冷淡,这令自诩为正统的东晋朝廷不无尴尬。直到以丞相王导为首的东晋朝廷实施笼络政策,刻意示好,才使得以顾荣、纪瞻为首江东大族率先归附,北方士族这才与吴地士族实现携手,“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11]

尽管如此,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北士族之间在政治文化层面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隔阂。据学者统计,南朝的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令等重职,大多由北方士族出任,数量远远多于江左士族。[12]吴地一些势力强盛的武力豪宗更是受到朝廷的蓄意打击,以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吴兴(今浙江湖州)沈氏为代表。周玘有“三定江南”之功,封为吴兴太守、乌程县侯,但东晋朝廷仍对宗族强盛的周氏家族疑惧忌惮,周玘久不得升迁,也怨望北人当政,后两次密谋起兵发动政变,事泄不成,晋元帝虽然没有追究他罪,却以频繁调遣的方式排斥周玘。周玘无可奈何,《晋书》卷五十八本传载其临终前对子周勰愤然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所谓“伧子”,即是南士对北士的蔑称,而北士则屑称南士为“貉奴”。直到南朝宋、齐两朝,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文学家丘灵鞠在封授武职时,仍然大发牢骚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13]

当然,东晋南朝时期南北士族共居一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融合、互相学习也成为一种必然,尤其是王导、谢安等北方名士雍容华贵,其音容声貌、服饰器物等,都成为南士的效仿对象。如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擅作“洛生咏”,即以洛阳书生腔吟诗念书,加上他有鼻炎,发声更显重浊,很多拥泵者为达到他的效果都掩鼻而吟。江南名士、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对此不屑一顾,讽为“老婢声”,但多数吴地士人加以模仿,据《南齐书》卷四十一《张融传》载,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张融,出为封溪(今越南河内北)县令,途中为山贼捕获,危急时张融神色不动,作“洛生咏”,感到十分惊奇的山贼后来没加害他。

也正是在东晋六朝时期,中原与江南两者的文化畛域渐渐泯灭,此后两者之间很少再出现互相轻视和对立的难堪局面。

【注释】

[1]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其实并不成立。今上海市区有一条自西北向东南的带状高地,由泥沙和介壳类海洋动物的残骸堆积而成,称为“冈身”。冈身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说明冈身以西新石器时代时就已经成陆,而以东形成陆地要晚得多,今人在冈身以东至海边,只发现过一处南朝墓葬,其余都是唐及以后的,说明战国时期冈身以东尚在海底,位处冈身东面的黄浦江也不可能是春申君开凿。事实上,黄浦之名最早出现于1250年,原为黄浦塘,是吴淞江的重要支流之一,明代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于是疏通黄浦成为单独的入海水道,此后成为上海地区的主要入海干道,吴淞江反成为支流。

[2]即苏州子城,今北至干将路、南至十梓街、西至锦帆路、东至公园路地区,约0.43 平方公里。原四周有城濠即护城河,锦帆路原为锦帆泾,公园路的河道填于1920年,十梓街的河道填于1958年,干将路至今仍有河道。

[3]苏州和上海两地的城隍都是春申君黄歇,上海更是简称为申。2002年9月,上海申博成功晚会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这些都说明了当地人对春申君的尊敬和追忆。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www.daowen.com)

[5]参见林剑鸣:《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 期。

[6]两表分别转引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第494~498页。

[7]参见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 期。

[8]《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六《孙策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9]参见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

[10]司马光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17页。

[11]万绳楠整理:《陈寅属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152页。

[12]参见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

[13]《南齐书》卷五十二《丘灵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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