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年(280年)，晋发兵20 多万，在名将杜预统帅下多路夹攻吴国，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浮江而下，一举攻入建业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生动描摹了这一过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吴国灭亡后，吴地士人被视为亡国之余，受到中原西晋士大夫的歧视，陆逊之孙陆机、陆云兄弟因为卷入中原八王之乱而丧命。永嘉元年(307年)，琅琊王司马睿移镇建业(今南京)，听从王导建议，大力招揽南士。时江东大族中的顾荣为当地士族之首，尤为倚重，授军司(即军师)，加散骑常侍，凡有政事筹划，都会咨询听取顾荣的意见，如《晋书·顾荣传》载：“元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咨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顾荣又向司马睿推荐大批江东名士，司马睿都一一录用。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晋宗室司马睿重建晋室，史称东晋，其统治区域大部分在江东，故史书中又以江左指代东晋。东晋建立过程中，实际上得到了以王导为首的北方大族和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大族的共同拥戴。

东晋以后，又有宋、齐、梁、陈先后定都建康，与北方政权并峙。这四个王朝的统治区域也都在南方秦岭、淮河以南，以刘宋国土最大，一度北抵黄河流域；南陈最小，只据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但不管是三国、东晋，还是南朝，江东地区都是其统治的核心区域。(www.daowen.com)

三国孙吴时期的江东地区，经济已经呈现出腾飞趋势。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就描摹了孙吴国家的繁荣富足，称：“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洼)隆异等。……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东晋南朝时期，吴地经济和社会在三国孙吴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永嘉之乱前后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南迁的第一个高潮，北方士族和普通民众大量南下，其中一个重要迁徙路径，就是从安徽渡过长江，进入建康，再向东向南，移居会稽甚至福建，逐步向开发程度较差的山区和沿海扩展。这些南迁民众，为东南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人手。如宁镇地区当时为丹阳、晋陵两郡，多丘陵阜岗，高地患旱、低地病涝，当地民众就开创了以堰塘为主的水利事业，筑塘拦水，多雨蓄水、晴时放水。其中规模较大的堰塘有丹阳附近的练塘、新丰塘，建康城外的赤山塘，至于中小型堰塘更是不计其数。如果翻阅乾隆和光绪年间所修《丹阳县志》，以塘、堰、湖等命名的村庄多达50 余个，如此众多的堰塘工程，虽然不全部开凿于六朝，但开凿或始凿于这一时期的当为数不少。太湖东部的水利设施同样得到全面开挖、疏浚，不少县因此旱涝无忧、常年丰稔，梁大同六年(540年)，以吴郡下辖海虞县南部置常熟县，县名即源自“土壤膏沃、岁无水旱”，这一名称一直沿称至今天。

东晋南朝270 余年的持续发展，为江南地区在唐宋时期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