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代后期开始，太湖流域的吴人和越人开始分别建立起国家。

吴人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又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索隐》又称：“此言自号勾吴，吴名起于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荆越之界，故称荆蛮。”这一段历史被概括为“泰伯奔吴”，有史书文献的吴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吴之名号源于周人泰伯南奔后，这就说明所谓吴人，当不是指单纯的当地土著居民，而是指来自中原的周人和当地土著居民的混合体。

泰伯和仲雍，本是周文王祖父即古公亶父的长子和次子，他们的弟弟叫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从小就显露出才干，古公亶父很希望把王位传给这个小孙子。作为大哥和二哥的泰伯、仲雍，对古公亶父的意愿心知肚明，于是远赴千里，以成全父亲的愿望。泰伯和仲雍所奔的“荆蛮”，其实就指当时江南地区的土著居民，这里气温湿热、湖泊众多，居民都习惯于断发，并在身上刺上蛟龙图腾，以避免来自水中的危险，他们的生活习俗与中原地区民众迥异。泰伯和仲雍到江南后，也纹身断发，既为获得当地土著文化的谅解而融入其中，又借此向原先的族人传达不再回去的信息。而来自中原地区的泰伯和仲雍在军事、生产技术方面均领先于当地，于是土著居民奉其为领袖。

不过，泰伯奔吴之说也不是全无疑问。从陕西到江南远隔千里，商周之际的中原地区又是种族林立，泰伯和仲雍如何能安全地抵达，很可存疑。更重要的是，泰伯和仲雍的避位之举，和先秦儒家一直溢美的禅让说颇为相似，怎么看都像是后世儒家对先秦历史的一种美化。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泰伯和仲雍两人更可能是为了避祸，即在王位继承争斗中失败后，为免遭清洗而远奔江南——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后世对帝位的争夺之激烈可以说明这一点。至于在江南的最早落足点，很可能是在宁镇地区，因为从地理环境看，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尚未发育到今天的状态，长江入海口还处于镇江附近，宁镇地区就成为大江南北和长江中下游诸文化交汇的地区，自然成为泰伯等人的最初立足点。而且从以后吴国国都不断南迁的历程看，泰伯奔吴的最早立足点也只能在宁镇地区。

但不管是主动让位说，还是避位说或其他，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由于吴国是由周人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即荆蛮人共同建立的，吴文化也是商代末年由泰伯、仲雍南奔带来的周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融合而成的。泰伯去世后，传位给虞仲，虞仲传子季简，季简传子叔达，叔达传子周章。时姬昌之子姬发(即周武王)已经灭商，派人寻找泰伯、仲雍的后代，于是封周章为吴国国君，还把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成周之北、原来夏王朝的故地。(www.daowen.com)

越人最早的记载见于周成王二十四年(约11 世纪末)“于越来宾”^[1]，周成王又曾大会诸侯，四方贡物中包括“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2]。这些记载表明越人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与中原华夏有所交往了。

但是，越人始终以蛮夷自居，例如《越绝书》卷七就载勾践对来访的子贡说：“此乃僻陋之邦，蛮夷之民也。”吴国战败后范蠡也对夫差派来求和的使者王孙雒说：“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韦昭注曰：“子，爵也，言越本蛮夷小国，于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3]实际上，越人就是太湖流域的土著居民，不然越人不会这么自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称越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很可能是越人强大以后，附会编造出来的。

商周时代的吴人与越人都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吴人的活动区域以宁镇地区为主，越人则在太湖的东和东南部，但都僻居江南一隅，还处于蛮荒时期，都没有与中原华夏族发生太多的接触，所以在华夏族的史书中对他们的记载极其简略。再加上吴人和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迄今所见吴人和越人留下来的文字主要是青铜器上的铭文，或者用与中原相同的金文，或者用南方流行的鸟虫书。这使得有关吴人和越人早期历史的记载，相当阙略。

吴国和越国的强大要到春秋后期，自吴国寿梦和越国允常分别称王开始，此后文献中有关两国的记载才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