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000～5000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的气候由湿热转为干凉，地表水域面积大幅缩小，许多现在的中小湖泊那时都成了陆地，所以今天我们能在阳澄湖、昆成湖、九里湖、澄湖等中小湖泊的底部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遗物和遗址。太湖在良渚文化时期的水域面积也大大缩小，可能只有几条河流和少量沼泽，连现在的太湖湖盆也成了人们活动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现在的太湖湖底和相连的东太湖和石湖湖底也发现良渚文化遗物的原因。尽管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2℃左右，但并不影响水稻生长，而地表水的减少可以通过打井来弥补，因此干凉气候这一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对于太湖地区来说反倒成了有利条件，良渚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之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最发达、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文化遗址已发现500处以上，数量大大超过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的总和，往往集中成群分布，如余杭、海宁等地在几个乡的范围内就连片成串地分布着十几至几十处遗址，全然不像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那样零星分散。遗址的面积也很大，往往可达到几万至十几万平方米，甚至30万平方米。遗址分布的范围也大大超出了崧泽文化的分布面，向南越过钱塘江到达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向西达到宁镇地区，向北一直延伸至淮河流域。这一切变化都表明了良渚文化时期人口数量的增长、生存空间的扩大、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生产能力的提高。

良渚文化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脉络清晰可寻。良渚文化的制陶技术比崧泽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已经普遍采用轮制，造型规整，胎壁薄而匀称。石器数量很多，种类复杂，知磨也非常精细。良渚先民已掌握了管钻技术，石钺上一律都钻孔；石犁的数量很多，有单件的，也有组合式的，长度可达30 厘米以上，比崧泽时期的石犁大得多；收获工具有石镰和半月形石刀。众多制作精良的农具反映出良渚时期农业的发达。

纺织业也是良渚文化突出的手工部门。湖州钱山漾出土的细麻布经纬密度达到了每厘米20～30 根，与现代的细麻布相当；还出土了丝带、丝线和绢片，纱绢的原料经鉴定为家蚕丝。太湖流域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发明养蚕缫丝的时代可能很早，钱山漾出土的丝绢残片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之一。

由于气候干凉地表水源短缺，良渚先民不得不大量取用地下水，各地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水井。打井技术使人类摆脱了河流的羁绊，可以就地取水，扩大了生存的空间。不过良渚先民并不是井的发明者，在太湖地区发明打井技术的时间很早，只是到了良渚时期才得到广泛的运用。

最能体现良渚先民高超技术与工艺水平的是琢玉业。良渚玉器的种类繁多，除了先前就有的璜、环、镯等玉器以外，还有琮、璧、钺、管、珠、坠、带钩、梳背、锥形器、柄端饰等，以及各种形状的佩饰和穿缀镶嵌饰件等二十种以上。良渚玉器的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清朝末年余杭安溪乡(今属杭州余杭区)一个农民曾一次挖出了几担良渚玉器，从此良渚镇一带的农民就把盗掘良渚古玉当作一种副业，他们称之为“掏玉”，有成百上千的良渚玉器被古董商买去后，再流散到国内外。(www.daowen.com)

良渚先民在玉器制作方面拥有高超的琢磨加工技术。他们已经掌握高超的钻孔技术和现代加工玉器的基本方法，如线割、锯切、管钻和抛光等，当时均已采用，能在大型玉琮的中心钻出长达几十厘米的深孔，或在玉珠玉璧上钻出孔径只有1 毫米的孔眼。他们还能在琮、佩和锥形容器等玉器表面镂刻出精美繁缛的纹饰，1 毫米宽度内就有四五道刻纹。许多玉器都刻有美丽花纹，如一件号称琮王的玉琮上雕刻有8 个神人兽面纹，一件柱形器上更雕刻了12 个神人兽面纹，只不过其中的6 个稍有简化。显然，当时不可能有金属工具，良渚先民是用石英砂、鲨鱼牙齿或燧石制的钻头与雕刻器来加工玉器的，借助这样简陋的工具，却能制作出数量如此之多、形式如此之繁、质量如此之精的玉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毫无疑问，良渚玉文化在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当然，良渚文化的玉器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继承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自成一体，对邻近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虽然在各地都有发现，但是数量丰富又自成系统的只有三个地区，即辽西的红山文化、陕北神木石峁的龙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但遗憾的是，到夏商时代，良渚系统和红山系统的玉器文化都没有在本地区发展下去，而是移植到中原地区和石峁系统玉器文化相结合，从而结出了华夏玉器文化的硕果。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人们的居住地呈现出三级聚落结构，表明当时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的地位也已经很不平等，出现了手执玉钺高高在上的世袭权力集团，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和悬殊的贫富分化，也出现了用人殉葬的暴力行为，显贵集强权与宗教于一身，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社会，组织大量人力来从事仅仅是为他们服务的诸如磨制玉器和堆筑墓地之类非生产性的劳动。因此学界常谨慎地认为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是“即将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隐现国家雏形”、“初露文明时代的曙光”、“复杂社会”、“早期国家”、“古国”、“酋邦”等。尽管大家说法不同，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都认为良渚文化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处于从部落到国家、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

但是，良渚文化在其发展的盛期突然发生了衰落，时间大约在距今4200年前后，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良渚文化消失了，太湖地区人迹罕至。大约到中原地区建立商王朝的时候，另外一批居民来到太湖地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支新的文化——马桥文化。

文化断层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距今4000年前后除了中原地区外在各地都出现了文化断层，这意味着各地的先民很可能纷纷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各地先民在中原地区会合，相互之间又发生激烈的冲突，仅见于文献的就有炎黄与蚩尤的逐鹿之战、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颛顼与共工之争、尧舜禹与三苗之战等。各种制作精良的石制武器、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埋葬非正常死亡者的乱葬坑等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正是在战争的催助下，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与此同时，各地先民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也在中原这一大熔炉中融合化合，重新铸成高度发达的新文化——华夏文明。这样看来，华夏文明虽形成于中原大地，但却是各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区大碰撞大融合的结果。

古代中原的诸夏史官对自身文明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把周边地区的人们贬为蛮夷戎狄。近代也有一些史家也认为只有黄河流域才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当我们深入研究了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后就会清楚，这些观点都已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