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雷^[1]

摘　要：通过比较挪威奥斯陆、日本北海道、中国南海周边国家（越南）的海洋治理情境和知识生产，本论文试图分析不同海域的地缘政治和海缘政治模式，尤其对这种现有政治解决模式的文化细节和社会组织细节进行考察，部分讨论也关涉族群政治生成史的现状，通过这个文化、传播、民族志的进路，旨在对南海的争端提出更能弥合跨区域矛盾的新机制。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型政体，陆地型的地缘政治和亲属关系与海洋型的海缘政治及关系范型都可用于人类社会，对海洋的深入研究可为这一论断提出进一步确证。

关键词：南海　奥斯陆　北海道　南极记　极地治理　南岛　海缘政治

本文试图从一种新的“海缘视角”（Oceanic Politics）来重新审视中国周边海洋和海岛型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尝试使用一些田野材料来说明一种新型海洋格局观念。

一、“海上三角洲”与“南岛族群”

我曾经从上海的洋山深水港前往嵊泗列岛，这些零星的岛屿，距离上海近海其实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航行时间，但是对于上海人来说，还要加上两个小时的车程，才能进入上海核心城区。而从上海乘坐飞机，在四个小时之内，就能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交通工具组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地缘”加“海缘”格局和形制：上海距离嵊泗列岛和距离菲律宾一样遥远。而如果从中国台湾出发，到达菲律宾的飞行时间就是两个小时，基本上是从上海市区到洋山深水港的时间。所以，我们讨论海洋问题，应该有“相对海洋”和“绝对海洋”观念。

菲律宾马尼拉的Ayala博物馆在笔者调查菲律宾舆情期间，正在进行菲律宾被殖民前的历史资料和金器展，展厅中陈列了一个有关南岛语族和南岛大迁徙的系列展板，其中提到了著名的南岛族群（Austronesia），也就是一个从长三角地区一路沿着海洋南下，穿过福建和台湾海域，沿着南中国海一路而下，进而扩散到南太平洋、南亚、大洋洲、马达加斯加的广阔迁徙的族群。

2013年，台湾的一本杂志《科学展望》第489期，专门刊登了一篇有关南岛语族和南岛迁徙的文章，^[2]该文的讲法与菲律宾人的展览术语不一致，称南岛语族的北界位于台湾——这明显是不准确的，如果不把长三角的海域算进，至少也要算上福建一带的海域。

在菲律宾博物馆的描述中，将这些6 000年前的航海者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殖民者（Neolithic Colonizer），他们大约在4 500年前抵达菲律宾，并再经过1 000年进入大洋洲三大岛群；逐渐再进入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越南南部，甚至一度抵达马达加斯加和复活节岛。

这个描述颇有趣味，这些南岛迁徙者为什么没有一路南下到达澳大利亚，甚至在稍微温暖的时段进入南极的海域？另外，如果只是出于好奇心、贸易、战争、灾难等原因的大迁徙，这些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民为何不同时向北部进入日本，并将南岛（Austronesia）的分布区域扩展为一个“人”字型（北到日本，南到大洋洲，西到马达加斯加，东到波利尼西亚群岛）？

同样在菲律宾Ayala博物馆，另一个有关菲律宾历史的展示中，提到生活在菲律宾的中国人被称为sangley，据说这个词源自广东话的kiang和ley，意思是游走的商人或“商旅”，也被理解成“常来”的意思——如果是“常来”，那应当是南海周边国家土著对远来的中国商队的招呼才对，中国人于是在菲律宾的历史中被描述为一个外来型的商人团体。

除了考古证据、基因和语言人类学研究，这个所谓的南岛迁徙还有另一个动物证据，那就是“缅甸小鼠”——因为这种老鼠明显不能泅渡海洋，而它又事实上能在整个南岛文化区找到，说明这些动物是通过频繁往来的船队四处扩散开来的。

与文化意义上的海上三角洲相反，南海周边许多国家并没有把中国视为一个文化的原始模板，这一点在越南就很明显。我在2015年4—5月，对缅甸和越南进行了考察，从民间和官方的历史记忆中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图1的越南白马大王神庙是具有城隍庙功能的土地神庙，这个神据宗教人类学研究与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有关，这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对诸葛亮的历史记忆建构相同——诸葛亮在征服的同时，也产生了现实的治理作用，使被征服地出现了整饬的史乘和文明。

后来，越南开始系统地在官方历史叙述中驱逐“汉痕迹”：原来的白马大王通常被尊为主神，与二徵女王（马援的镇压对象）混合崇祀，此后为了追求民族独立的神性，对白马大王的祭祀H益减少，甚至将其逐渐清除出官方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对占城国王、王妃的祭祀。^[3]

所以，在所谓的南岛迁徙或大航海叙述中，有关主体文明和输入文明的历史表述，时常和本地文明及土著文明形成交融叙事，外来者可以不断被“逐客令”驱逐出史乘，甚至成为被遗忘的记忆残片。但是，这个区域的整个政治神学系统和民间信仰体系还是保留了许多原始性输入文化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印度、缅甸等早期文明的身影和烙印。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海问题是相当长时间以来，有关亚洲族群生成史的叙述之争和正统之争的局部显现。

图1　越南河内的白马神庙

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希腊的金羊毛远征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成名作Argonaut of the West Pacific，在引进中国之后通常被翻译成《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但是这个Argonaut并不应该理解成普通的航海者，或者是任何以航海为业的人，它在古希腊文化中专门指称寻找金羊毛的那些远征军，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仿照《伊利亚特》的造句法翻译成“阿格诺特”。

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Crete）的一个巨大罐子被打开，造成瘟疫四处流布，生灵涂炭；与此同时，古希腊神用来测量地球中心的脐石（Naval Stone）同时也被理解为一个“塞子”，它像是堵住巨大水池的塞子，被拔开之后造成了大洪水的泛滥。这些史前神话的阐释，比把那些6 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洲际航行，理解为做生意和换取物品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就是说，洲际航行作为一种救命或逃命式的旅行似乎更为可信。

另外，重新回到阿格诺特上面，argo并不是任何一条船，它至少有如下要素：a.前往黑海之边，也就是最东边的海洋——colchis；b.用阿波罗神谕发生地点的橡树木头制成；c.Dodona之神在转述阿波罗神谕时，通过橡树树叶的婆娑之声传递，所以这种树的木头具有先天的预示性；d.参与阿格诺特远距离航行的并不是渔民和农夫，而是特洛伊战争发生之前最为伟大的英雄，包括Orpheus、Telamon、Peleus、Herakles、Twin Kastor、Polydeukes等；e.在出发之前，半人马Cheiron说明此行不仅是取金羊毛，而且是成人的必经之路，半人半马证明了文明和野蛮这两个支柱合体的形态，通过长距离航行，最终缺点被克服，成为真正的英雄；f.获得金羊毛要先播下蛇牙，播种之前要用喷火之牛犁地，蛇为Kadmos建立底比斯（Thebes）时所杀；g金羊毛由巨蛇把守，Medea用一个毒苹果诱惑巨蛇，将其毒死；h.找到金羊毛后的回程，是漫长痛苦的奥德赛。^[4]

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在描述南岛区域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时，把那些库拉圈的礼物（以及礼物之灵）流动称为超越贸易和现世功利动机的贸易行为，更像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看到了一个古希腊阿格诺特式的寻找金羊毛权力的结构和活着的叙事。

这个有关阿格诺特的描述关涉南岛大航海的关键区域波利尼西亚，因此也和南海区域的历史生成和元叙事产生了关联。

三、南海现实政治叙事的困境

长期以来，南中国海区域缺少富有探索、探险、知识增长意义的科学系统考察；对于这一地区地理、生物、地质、宗教、神话、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空缺，鲜有真正的求知欲；即使已经开展了资源开发和利用，仍然是使用较为粗陋的、攫取性的开发模式。

我曾经在2014年的自然力研究院“文化原生地和极地自然文化遗产”项目中，对挪威奥斯陆等地进行了考察和走访，也因此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历史和极地生态史当中看到了值得南中国海借鉴的经验。

与南中国海研究、探险、互动交往的破碎性、断裂和实用主义不同，北欧国家对极地地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亢奋，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对这个未知地的多次大型探险，从十九世纪一直持续到现在，挪威的探险家和科学家，最初从因纽特人身上学习极地生活技巧，然后用非常简陋的方式，开始对极地进行探险，并持续使用古典探险船、热气球、飞艇、飞机、极地航船等最新技术成果持续探索这一占据地球15%面积的区域。

在挪威的奥斯陆，当地人已经把1893—1896年的挪威极地探险神话，理解为维京人后代持续探索未知世界的承续，那个著名的探险号FRAM也被完整开进一个建筑里，成为一个“船舶木乃伊”，它不断被强化为北欧人知识探究的源动力显现。

在《北方之极：远见探索者的史诗之旅》（Farthest North:The Epic Adventure of a Visionary Explorer）^[5]一书中，记载了当事人南森（Fridtjof Nansen）的精细描述，记述了北欧人——具体来说是挪威人——开创的北极元叙事，一场持续三年的北极远征，启动了北极的时间机器。在这部书中，同时也在FRAM博物馆里，知识是一种圣物，探险和记述是超凡入圣的方式，也是生产族群元叙事的重要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地区的多国科考，已经为地球生成史、气候变迁、冰川发育、地质科学、极地生物学、极地民族学、萨满教、海洋学、大气洋流学、航运学、分子生物学、海洋生物学、制图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最为前沿的研究资料。

亚洲也有许多类似的极限地区，例如海沟、地陷、地球板块构造带、古地震遗址、巨型冰川发育地、国际河流源头地、岛屿热带雨林、宗教发生学原生地等，但是围绕这些共同环境和精神遗产，亚洲国家鲜有长期性和建设性的合作，较少从知识增长的意义上去竞争、冒险、探险，而总是因为石油、矿藏、天然气、物流航路等利益大动干戈。

南中国海地区曾经出现的航海人物——郑和，虽然进行了跨洲远距离航行，但他及其团队的地理发现并没有产生认识世界的革命性影响。这些跨文明的航行（郑和基本上航行的是“南岛大迁徙/航行”的西段），虽然其沿线有关郑和的历史遗迹和传说很多，但是没有形成这一区域跨族群的心理认同。

晚近时期有关南中国海海权的重要人物是美国人阿尔弗莱德·马翰，他最早提出海权（Sea Power）的概念，马翰式的海洋地图学、政治治理架构、经济主导海军协同模式似乎才是南中国海治理的现实模式。^[6]

而在北欧极地区域，由于美国、俄罗斯、挪威、丹麦、瑞典、英国、加拿大等国对这一区域持续的研究和探险，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区域的知识共同体和极地知识探险社区。在知识贡献意义上，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而这种围绕一个区域，在经济开发之前的长期智力投入是欧美社会的“高明”之处——这是我所定义的同感型认知共同体（Consensual Epistemic Community）。(www.daowen.com)

极地国家形成了极地委员会这一较为有效的治理架构，成立于1996年的委员会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美国这些环极地国家，同时还吸收了6个少数民族团体作为永久性参与者。2010年，挪威和俄罗斯还在海洋法（Law of Sea）的圭臬之下，解决了巴伦支海的划界问题。

在挪威，各种有关极地探险的博物馆、海洋馆、文化馆、民俗馆林立，这些博物馆的知识架构既是结果也是一种开始，它在总结的同时昭示着作为一种区域、族群、文化、文明的共同性区域（Regional Commons），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精神意义、知识增长、跨文明认知，经济利益和开发虽然重要，但不应该以此为鹄的。

四、日本的殖民式航海探险

当我在挪威考察的时候，在挪威的极地航海博物馆里看到了日本的一本极地考察书，名为《南极记》，^[7]英文译作The Japanese South Polar Expedition 1910-1912:A Record of Antarctica 。这本书记载了1910年日本的白濑矗乘坐“开南丸”以亚洲第一人身份对南极进行探险，并得到日军陆军大将乃木希典的祝贺嘉奖。这次南极远征是日本当时的远航梦，这些参与探险的日本人被当时的日本媒体称为“快男儿”，在出发时大批日本民众前往送行并高呼万岁。

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作者不仅介绍了日本的南极“壮举”，还对日本的北部海洋进行了描述，尤其是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问题上与俄国的多次遭遇，并把阿依努人（Ainu）视为这些群岛的原住民，在南极探险的过程中，阿依努人也被邀请成为探险队员。

我于2012年对日本北海道进行了考察，相比较北欧国家，北海道地区已经出现了北欧化的相似文化形貌：传统渔业区、历史文化遗产展示、海洋和温泉旅游、以北海道大学为核心的极地研究、日本“极北”的军事战略部署等。日本的北海道大学已经在极地大气、海洋与气候变化、海洋酸化、海洋生物学、极地冰盖学、地形学、地质学、极地动物学、冰冻圈（Cryosphere）、北海航线、资源发展、极地社会学、土著文化人类学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

与北极和南极有关的研究除了上述学科之外，还有大量的研究与免疫学、流行病学、病毒学有关，因为极地已经不是一个浪漫的远方，而已经是一个被高度污染的风险区域，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因纽特人的身体农药六氯苯（Hexachlorobenzene）含量比加拿大温暖区域的居民要高70倍，由于食用被污染的海产品，当地人的婴儿基本上从小就在摄入农药。该区域的二噁英（Dioxin）和多氯联苯（PCBS）、氯化有机农药（OCPS）已经严重超标，通过焚烧、排放进入水体、大气环流等方式，这些因为金属化工、造纸、垃圾焚烧等排放出的重污染已经在极地聚集。^[8]

在日本，阿依努人守卫着日本最北部的海岛和海域（即北海道），旧称Ezo（虾夷），同时也为日本在南极的开疆破土立下“功勋”——在这本书中，日本人将南极的大片冰盖命名为“大和雪原”，并同时提出鲸湾、大隈湾、开南湾、大冰堤等日式命名。虽然被日本人自己描述成人类勇敢征服荒野的壮举，但是它实际的目的是为日本“扩张帝国”做好知识储备。

在海洋和极地问题上，日本存在一个“双重殖民”：对土著的殖民和对外域文化的殖民。在阿依努人聚居的区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因为过度捕捞，当地的鲱鱼近乎绝迹，同时，商业性的林场种植造成了原生林的破坏，这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物种黑熊的灭绝。总体来说，北海道区域的日本内部殖民发生了三次污染浪潮：第一次为1880—1900年，当时的铜矿开采造成大量污染物进入土壤和水体，日本当时的发展方式是完全西方式的军事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模式；第二次污染发生在1910—1920年，表现为水体严重污染，原因也是工业化浪潮；第三次是1960年代，当时重金属镉造成流行病大爆发，通常被称为“痛痛病”（itai-itai）。^[9]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南极探险，虽然是“向南”，但是在当时这本书所附地图中被描述成“向北”的旅行：从濠洲出发，箭头向上穿过新西兰陆地边缘，进入南太平洋、南冰洋，进而深入南极圈，在“大和雪原”沿线辗转行进之后，箭头向下，贴着170°东经线“下行”，穿越库克海峡返回。

此次的“开南”，日本记述了南极的动物标本搜集情况、大气信息、岩石地质，做出了极寒区域的装备报告、雪橇狗研究报告、开南丸的特殊破冰设计报告等。与南岛大航行中缅甸小鼠的证据相似，日本的“开南”探险通过解剖南极企鹅，分析其胃液中的矿石成分，来分析企鹅胃液记录的“南极宇宙”和地理格局。与这种海洋动物有关的海洋殖民，还在日本的捕鲸和海豚湾事件上形成回响。

五、中国需要的海洋权力观念转型：海洋和人作为一种开放型政体

从建构主义角度来说，什么是我理解的海洋性权力，可以用人类学观点来展开：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是亲属关系，研究亲属关系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群体会基于其生活半径去发展他们的远近亲疏关系，这就是费孝通的水滴涟漪同心圆隐喻。中国人按照基于地权的居住以及亲属关系的血亲关系来维护共同利益，这容易把传统权力理解为跟土地有关的单一型权力。

但是在海洋时代，我觉得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或许可以造一个词aquaship，相对于kinship，就是基于水的信仰和亲属关系。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学自然课，提到中国水系发自山川，经过地表径流、地下径流流到海洋，海水蒸腾，降雨，水再回到陆地，这是一种新的水亲属关系。所以如果把权力也放到这个场景里，以保护每个已经流出中国土地界域的人，其实就是在保护疆土。比如说，把每一个移动出中国的中国人当作一滴水和一个土地的占有者去保护他们，在保护每个中国人时，我们也在捍卫中国权力的海洋。

美国国父说的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意思，美国的《独立宣言》说道：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 evident，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侵犯美国人的行为将被视为侵犯美国人的领土和主权，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创立人是把每个具体的美国人当作一个“历史之岛”，或是历史权力的“水滴”。中国人毫无疑问更应该如此。

整个东南亚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三角洲。中国人从很早就开始去海外做生意，最终选择在那里生，在那里死。中国人已经渗透到整个世界的肌理中，这也是一种看法，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侨民和海外华人世界，我们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来看，他们的背井离乡使得他们成为我们的远亲，回来只是在祭祖，所以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去管理他们就出现了侨办这类机构。如果把移动出中国的人当作每一个保存中国元素的文化性的水滴，他们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一个海上中国，所以我们要用海洋性亲属关系来理解这个庞大人群。

我在缅甸和越南的时候看到海外华人的宗庙宗祠的时候是特别震撼的，我在中国很多地方也没有看到过那么完整的祭祀系统。在缅甸的一个特别破旧的华人街区里，我路过的时候看到有一面墙，整面墙堆满了灵牌，一直堆到墙顶，似乎是一个宗族的灵牌全部在那儿。但是那个场所又是卖塑料盆的，也就是说这个墙没有被拆掉，在固定的宗庙祭祀场所当地人还会在那儿进行活动，但是整个空间已经被当作商业场所使用了——卖塑料盆、卫生纸。我们或许会发现缅甸华人之间的矛盾有时比国与国的矛盾还要严重，这就是为什么从国内的角度去看海外华人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粘连”，因为他们是基于血缘和土地型亲属关系来发展他们的宗族关系，所以一个宗派和另外一个宗派可能会打起来，不会按照“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来凝聚。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排华事件中遭受灭顶之灾时，中国本土的权力不足以保护他们，这也是调查期间这些报告人时常提到的事情。我在缅甸和马来西亚做调查的时候，尤其在马来西亚就多次碰到这样的报告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连续问我几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他提到很多对中国有重大贡献的海外华人，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他问我：当我们说抗日救国的时候，你说我们救的是什么国？不是救马来西亚，是救中国！在当时他们压根儿没有把他们生活的“当地”当作“他们的国”。所以马来西亚另外一个华人领袖林连玉把他们生活在马来西亚说成是“作客滞南洲”，他把自己的宗族和祖国理解成中国。但事实上，这些人又作为一个创立新马来西亚的族群建构了马来西亚——与马来人、印度族裔一道。也就是说，从中国视角我们一方面强调自己对东南亚或“南岛文化圈”的早期启蒙地位，但是又经常把自己在这一区域的居留当作“放逐”，缺乏植根意识。

因此，如果把每一个出去的中国人当作中国的历史性疆土和历史性水滴，那就是一个水流形态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新型海洋权力，也就是要积极捍卫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和历史记忆。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轻慢和侮辱、对于中国历史书写的涂抹和遮蔽，都可以视为一种“攻击”。

亚洲的海洋时代历史生成和现实秩序重塑，需要回归到一种开放性政体（Open Regime），就像人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政体一样，我们必须同时捍卫族类、非族类、人类、非人类的关联，并保证它的开放性。解决海洋问题，开始中国人知识生产的海洋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努力，而作为开始，我们要开始勾连古希腊神话、南岛航海叙述、极地治理、海洋权力之间的知识通道和阐释进路，仰观其始，方能俯察其所终。

海洋时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地理观：海洋的海水是一个融释型的界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我即无你。在这种观念之下，看到一个新的中国（Chinesia）、新的亚洲（ASEA）和新的世界（Sea Jie or Seapia），若要让古希腊人也看得懂，那便是：θλασσα（thalassa，海洋之意）τóπo （topia，place之意）。

Northern Gaze in the South:Reconsidering an Oceanic Politics in the Age of South China Sea Cauldron

Zhou Lei

Abstract:This paper is aimed at proposing a new mechanism to better solve the transregional problems of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 in oceanic governance situation and related knowledge production among Oslo of Norway，Hokkaido of Japan and surrounding countries of China，Vietnam，for example.In addition，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e different geopolitics and ocean politics styles of various ocean areas，cultural and social structure details in particular，and status quo of ethnic politics forming history partly discussed.Thus，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its aims by presenting culture，dissemination and ethnography facts.

Keywords:South China Sea，Oslo，Hokkaido，Antarctica，Polar governance，Austronesia，Oceanic politics

【注释】

[1]作者简介：周雷，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双聘研究员。

[2]可参见http://ejournal.stpi.narl.org.tw/NSC_INDEX/Journal/EJ0001/10209/10209-02.pdf。

[3]许文堂：《越南民间信仰——白马大王神话》，《南方华裔研究杂志》第四卷，2010年。https://chl-old.anu.edu.au/publications/csds/csds2010/18-3C_CSDS_2010_Shiu.pdf。

[4]Richard Buxton，The Complete World of Greek Mythology，Thames ＆Hudson，2004，pp.108-114.

[5]Fridtjof Nansen，Farthest North:The Epic Adventure of a Visionary Explorer，Harper＆Brothers，1897.Reprinted by Skyhorse Publishing Inc.，2008.

[6]参见拙著《东方的消失和马航现象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

[7]我在另一本书中详细论述了作为一种海上权力的知识生产模式和观念形制，具体可见《出中国记——乘桴崛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

[8]参见网上文献：http://www.ratical.org/ratville/TrashingArctic.html。

[9]Patrick Hein，How the Japanese Became Foreign to Themselves: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Japan's Public Policies，Edwin Mellen Press，2008，pp.15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