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霞^[1]

摘　要：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受到战争、外来移民、宗教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天后信仰的传播正是这几方面的集中体现。在战争破坏和宗教政策的影响下，上海城市的天后宫先后经历了破坏和新建，其信仰因闽粤移民数量的增多而得到扩散和进一步传播。在此过程中，信仰群众由船商转变为闽粤籍人士，使得其间行业性和地域性相混杂，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凝聚的角色。同时，由于政府的介入，重建后的天后宫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

关键词：天后信仰　时空传播　闽粤移民　地域性

天后信仰，又称天妃信仰、妈祖信仰，兴起于东南福建一带。妈祖是海上船民的保护神。顾颉刚、容肇祖和周振鹤等先生对天后的身份及天后信仰的源流进行了详尽的考证。^[2]关于天后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仰本身流变、与海运贸易的关系、与地域移民团体间的互动等几方面，可谓成果累累。^[3]而学界对上海地区天后信仰的关注早已有之，举办了相关的学术讨论会议，出现了不少专门的论文。^[4]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开埠后城市区域内的天后信仰，其演变、传播受到移民、宗教政策、战争等开埠后特有的社会因素影响，还有待深入、细化的研究。

一、近代上海城市天后信仰的时空传播

天后信仰传入上海地区是在南宋时期。宋元以来，天后一直作为船民的保护神存在。至清代乾嘉时期，上海的海上交通与贸易渐趋兴盛，天后信仰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繁盛。上海城市最早建立的天后信仰场所是位于小东门外的顺济庙，开埠以后因战争被毁。又在河南北路建立新的天后宫，也称天妃宫。在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动下，由于信仰人群的增多，天后宫在上海城市的分布由点状向面状转变，即除了专门的天后宫之外，以潮惠会馆为主的许多会馆都供奉天后。

文献对本文研究空间范围内的天后宫记载最早的是明代正德年间修撰的《松江府志》，其中关于上海县的部分就记载了“顺济庙”：

在县治东北黄浦上。……即圣妃宫，咸淳中重建，后有丹凤楼。^[5]

这里的圣妃宫，即天后宫，但是文献接下来没有更详尽的记载。通过考证，可以得知该处圣妃宫就是后来上海县城小东门外的天后宫。

同治《上海县志》记载的天后宫有两座，其一修建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位于小东门外，“古称顺济庙，庙面东浦，潮汹涌北来，至此而伏，过则复起，人以为神焉。国朝雍正十三年，定制秩祀。咸丰三年，寇乱庙毁。今其地为西人租去，有司岁祀就本地商船会馆举行”^[6]。从这里可以看出，小东门的天后宫沿袭了正德《松江府志》中记载的顺济庙中的圣妃祭拜。

同治《上海县志》记载这座天后宫因不断显灵而在开埠前后地位得到提升。“道光六年试行海运告竣，因神默佑，诏于江苏上海县神庙，加封安澜利运。十九年，册封琉球显应，加封泽覃海宇。二十八年，海运，诏于上海神庙，加封恬波宣惠。咸丰二年，海运，诏于上海神庙，加封导流衍庆。”这种不断加封使得小东门天后宫信仰在咸丰二年（1852）达到顶峰，而此后不久，便同开埠后其他祠庙的命运一样，天后宫先后毁于战火和旅沪西人的租占。

咸丰三年，寇乱庙毁。克复后，绅商郁松年、郭长祚等集资重建，未毕工而复毁于兵。今其地为西人租去，有司岁祀就本地商船会馆举行。^[7]

可见，小东门天后宫在1853年小刀会起义中被毁，至同治《上海县志》修撰的1872年止，该天后宫已经被西人租占。

同治《上海县志》记载的本文研究空间范围内的第二座天后宫是位于引翔港码头的天后行宫，“同治二年，里人周志溶募建”^[8]。但对这座天后行宫，文献并未见其他记载。

天后信仰先后于1853、1855、1857、1868、1871、1891年八次受到政府的加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有利于护国安民的民间信仰能被政府认可，而一旦被官方承认，该信仰的祠庙就会建立，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传播。^[9]在这一大背景下，至光绪九年（1883），小东门天后宫得以重建，地点位于河南北路苏州河段。民国《上海县续志》在“秩祀”中记载：“天后宫，在二十五保头图铁大桥北，光绪九年与出使行辕同时建筑。”^[10]

与小东门天后宫不同的是，它由来自广帮的绅商集资修建，而不是像小东门天后宫一样承袭了传统顺济庙的规模。关于河南路天后宫的修建，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光绪六年，海防分府饬令自本年冬季米船承担每石捐银二分，以作为修建天后宫的资费。

本埠前议重建天后宫，所有经费曾奉关道宪刘观察饬：在冬漕起承运米船提捐旋经会馆董事及号商等赴海防厅属，禀请筹议改章，经刘分府批示今抄录于左。海防分府刘批：查上海重建天后宫行馆，筹议工费，曾奉道宪札饬应于本届。光绪六年分冬，漕起承运米船每石捐银二分，以资经费，当经转行遵照。^[11]

至光绪十年，河南路天后宫最终落成。“虹口铁路天后宫系广帮绅商创捐建造，将次竣工，大门内旁侧另盖接官□三楹，想以备各绅栖息之地耳。”^[12]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出使行辕三楹与天后宫一同建筑而成。

在河南路天后宫（铁路天后宫）建成以后，为了使它和先前的小东门外天后宫有祭祀传统上的继承性，小东门天后宫的天后神像被移至河南路天后宫。

铁路天后宫落成后，业经演戏敬神，诸事毕备。兹闻于月之念三日，恭请小东门外天后宫内之敕封护国庇民天后圣母元君法驾进宫升座，届期除各执事往迎外，凡有一切仪仗均由各绅商敬助云。^[13]

河南路天后宫尽管是由旅沪广东绅商集资兴建，但是由于传承了上海城市最有权威的天后神像，因此这一处天后宫对旅沪福建人来说，也是寄托其信仰的一个重要场所，以至于“铁路新建之天后宫，今日有闽省与泉漳永众商恭送匾额一方，并用鼓吹一部，以答神庥，各商先后拈香，衣冠颇济济也”^[14]。上文已经提到小东门天后宫曾经是福建商帮的聚集之地，尤其是在开埠之初，它成为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小刀会成员的聚集之地。然而，新的河南路天后宫并未因捐资方是粤商而使其信奉者具有地域性，相反，因为其继承了早期小东门天后宫天后神像而使得信众广泛，这也是河南路天后宫与小东门天后宫的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上海城市自开埠起共出现过四座天后祠庙，即顺济庙、小东门天后宫、引翔码头天后行宫、河南路天后宫。与此同时，上海的闽粤会馆以及其他道观也在开埠以后出现了增祀天后的现象。^[15]例如，在光绪年间出现的安澜道院位于小南门外商船会馆，其中供奉的主神就是天后。它的创建者为沙船商，隶属于商船会馆。^[16]另一个增祀天后的庙宇是位于南京东路的虹庙，该庙原祀保安司徒，开埠以后增祀许多其他神灵，其中就有天后，而其中的原因则是出于利益考虑。

当时有些流氓拟在附近开一所观音庙，同虹庙抢生意。虹庙当家道士得到消息生怕生意被人抢去，便将庙堂重新扩充，在正殿上供上观音。后来又怕别人另设新庙，于是干脆把玄天上帝、关老爷、纯阳祖师、六十星宿、紫薇大帝、天后圣母、文武财神、地藏王、二郎神、城隍等各色神佛一起堆在庙里，好似一间百货店，货色繁多，应有尽有，省的别人来抢生意。^[17]

由此可见，天后信仰在开埠以后的上海城市由单一的小东门一点扩展至河南北路、引翔码头天后行宫、小南门外、南京东路的虹庙、各商船会馆等多处，呈现出面上的分布。同时，也正是由于奉祀天后信仰的祠庙在空间上的扩散，使得城市民众对该信仰本身和天后其神的认识也有所增加。基于此，关于天后的传说在上海传播开来，而河南路天后宫所在的虹口和小东门天后宫及商船会馆所在的上海县城这两处是天后民间故事流行的主要区域。该传说故事的内容是关于天后其神的生平事迹。^[18]无论是祠庙的增建还是信仰传说的流行，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天后信仰在开埠以后的上海城市中得到了由点到面的传播。

二、天后信仰：地域神和行业神混杂

上海开埠以后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域神和行业神的混杂，即一种信仰在城市内出现了按籍贯、地域划分的趋向，并且这种划分与行业划分相互渗透。

行业神崇拜是从业者供奉护佑本行业经营之神灵的行为，伴随着行业分工的出现而产生。上海城市开埠以前就已经存在行业神的崇拜，例如供奉鲁班像的仁寿祠、先棉祠街的黄婆庵等等。开埠以后随着不同地域来源的移民进入上海，有的行业神出现了按地域划分的趋向，甚至转化为地域神。其中，天后信仰就是典型的案例。

如上文所述，天后信仰传入上海地区是在南宋时期，在传统观念中天后一直作为船民的保护神存在。开埠以后，随着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进入上海的闽粤人士数量激增，天后宫开始慢慢转变为乡缘的重要纽带，成为闽粤会馆中必须供奉的神灵。

神系福建莆田林氏女，……雍熙四年九月九日升化时显灵异，护庇海舟，始封灵慧夫人。^[19]

咸丰二年，海运诏于上海神庙，加封导流衍庆。^[20]

神于咸丰三年、五年、七年四次加封为护国底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潭海宇，恬波宣威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普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21]

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埠之前及初期天后显灵的内容都是护佑漕运、安澜利运，属于典型的行业神崇拜，而到了开埠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转变。

王韬在《淞隐漫录》中就讲到小东门外的天后宫：“三月二十三为天后诞辰，……东门一带为尤盛。闽粤富商，无不殚其财力以奉神。”而“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王韬的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刻印于光绪初年（1875），它反映的是开埠以后上海县城东门区域闽粤富商对天后的信奉。

对于天后为何成为旅沪福建、广东人的护佑神，在道光壬辰年（1832）的《兴修泉漳会馆碑》中讲得很清楚。

夫上属泉漳会馆，吾闽中邑人所创建也。……会馆而有庙，有庙而春秋祭祀，遵行典礼者，盖生逢国家升平之日，设关招商，遐迩毕至。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且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本粉榆，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此所为前宫后殿与会馆二而一也，合庙堂于会馆也。然则会馆贵创，而尤贵修乎！^[22]

开埠之前，泉漳人已经在福建和上海之间开始了往来，而这些贸易又以海上为主，因此天后成为其尊奉的神灵，并且因为早期旅沪的泉漳人以此为生，天后信仰也就成为其乡土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会馆和乡谊，天后庙堂被合并入会馆。

泉漳会馆的捐赠记录，统计如下：

金恒发洋船，捐洋银60元；正美号，捐银40元；允昌号，捐银42元；启丰号，捐银38元；合茂号34元；茂兴号、恒珍号，各24元；亨吉号、庆隆号，各11元；金永安洋船、金庆春洋船、金兴源洋船、金永庆洋船、金庆顺洋船，各20元；德盛号、聚盛号、捷兴号、信成号、金荣发洋船，各16元；德丰号、永丰号，各15元；万丰号、永瑞号，各14元；亨隆号等7家，各12元；长盛号等3家，各11元；恒丰号等9家，各9元；新景万船等9家，各7元；黄春合船、金发厂船等39家，各2元。

在出资捐赠的商号中，能确认是船商的数量不多，但这一情况到开埠以后就发生了变化。至咸丰七年，《重建泉漳会馆捐款碑》中记载参与捐资的商户共86家，其中可以明确知道是船商者为55家，占总数的64%。^[23]也就是说，在信仰天后的群体中，船商的比例较开埠之前为高。除了这一点变化外，旅沪的其他广东、福建人也陆续重修其会馆，以强化乡谊，促进其贸易发展。同治五年（1866），原来的潮州会馆不再单一存在，而是合并成为潮惠会馆。

吾郡距沪四千里，其航海而懋迁于是者，我朝阳及海阳、澄海、饶平、揭阳、普宁、丰顺、惠来凡八邑。溯始来至今日，百有余年矣。……嘉庆年间，于洋行街捐厘公建潮州八邑会馆，奉天妃祀焉。以迓神庥，以敦梓好。^[24]

而此时旅沪福建人也创建了新的会馆——建汀会馆：

嘉庆初年，先君子与同邑□□□聚金置上海南郊田创立义冢，复于董家渡购屋数椽，春秋祀天后。借祭余以联乡情，因名其堂曰同庆，即今之会馆祀产也。道光中，……又置翠微庵西南数亩为新冢，……以供天后。……阅三年而落成，名之曰建汀会馆。取建宁、汀州两郡之意。^[25]

从《潮惠会馆众商捐金碑》中来看，捐赠款物的商户为普通商户，而船商并没有在其中有特殊位置，甚至字面上也没有记载。而建汀会馆碑文也记载“议向例每逢圣诞演剧称觞……议会馆供奉圣母殿庭厅事……议各同乡逢节到馆拈香”，这就说明开埠以后，上海城市中信奉天后的群体由开埠前的船商为主体转变为以闽粤同乡为主体，并陆续建立以天后为主神的会馆。在组织形式上也是专门规定了通过供奉天后神像、演剧游行、同乡到馆拈香等方式来达到巩固乡谊的目的。

天后对乡缘的凝聚直接表现在地域群体围绕天后宫分布，小刀会起义中这一点表现明显。“小刀会以广东帮、福建帮船夫为主力。”^[26]“东关外羊毛弄左右，闽粤游民群聚于此。赌馆、烟舍，鳞次栉比。一有睚眦小憾，辄兴械斗。”东门外因为有上海最早的天后神像，闽粤游民在这里的商号也十分众多，因此游民聚集。同时，闽粤船帮也构成了小刀会起义的主体。

到清咸丰三年，即西历1853年，洪杨之乱发生，天后宫也在战火中被焚为平地。事平以后，闽广等航商帮，即集资在原址重建。但造成后不久，又因有小刀会之乱，天后宫二次被焚。原来那时的几个小刀会首领，即以天后宫作为隐匿联络之地，清廷前去捉捕，却扑了个空，于是把天后宫烧了，算是铲除巢穴之计划。^[27]

综上所述，1884年之前上海城市的天后信仰主要集中在小东门和闽粤各会馆，其信众由早期的船商为主发展为闽粤地域移民群体，天后信仰成为闽粤上海移民的保护神和乡缘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上海城市闽粤移民的生活需求，河南路天后宫在兴建后增祀了许多其他的神灵。除了供奉天后圣母像外，还增祀民间信仰的地母、顺风耳、千里眼及佛教的观音，脱离了完全意义上的海神崇拜。^[28]

神灵体系的庞杂是中国民间信仰自古就有的特点，但通过对近代上海城市天后信仰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原有的民间信仰在步入近代以后或者新民间信仰进入上海后出现了两种转向，即神灵的功能变化和祠庙中配祀其他神灵来强化主祀神灵的功能，而地域神和行业神的混杂属于前者。这种相互渗透、混杂归根结底是移民在上海的状况决定的。

明清以降，商帮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以地域性商业神为核心的神祇信仰对地域性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商帮所奉祀的神灵在进入上海后，由于行业竞争而产生地域保护。同时，近代移民进入上海的方式大多是通过同乡介绍，往往在行业选择上也存在从众现象。这样就使得来自同一地域的移民从事同一行业，为行业神和地域神的混杂提供了基础。当然，并不是上海城市中的所有行业神、地域神都有这样的倾向。例如药王信仰属于传统的行业信仰，但是在开埠以后并没有出现地域划分的迹象。总的来看，这与从事该行业人员的来源有关。

实用性是民间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行业神和地域神庞杂的原因之一。信众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所需的神灵祭拜，当特定地域的人群需要在精神上有一个中心的信仰作为维系时，那么他们原来所奉祀的民间信仰就成为首要选择。这一情况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罗威廉（William Rowe）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对汉口和上海的研究中都有相关的论述。^[29]在对近代汉口进行详细研究后，罗威廉指出“行会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30]。而对近代上海城市的研究中，裴宜理也证实了该点，她认为：“建立同乡行会（公所）和招收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31]关于这一点，有关中国近代行会、会馆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一致认为行业信仰是行会既有的传统。^[32]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来管理。在技术工人的招收上地缘因素也起着很重要的衡量作用。而在每个行会或公所中经常会供奉自己行业的鼻祖或护佑神灵，配有戏台、庙宇等。金属加工业奉祀老君，纺织业奉祀黄道婆，木工业奉祀鲁班。《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中收入了许多关于会馆、行会的碑刻，其中也记录了上海的会馆具有同样的特征，^[33]正如《浙绍公所肇兴中秋会碑》所记载的那样：

邵郡商绅在上海地方贸易，立有铺户，计在久长。犹虑樯帆来往，无总会之局，于是就近本城北门内，置得隙地一处。当即具呈纳粮，建立公所。一则以敦乡谊，一则以辑同帮。惟生理之兴隆，全仗神灵之默佑。^[34]

当一个行会内人员大多是按照地缘因素集合起来的时候，行业信仰往往也会打上地缘因素的烙印，而最终与地域信仰糅合在一起。

如上文所述，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天后信仰在行业性的基础上融入了地域区分，因此在地域人群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影响商业布局和地域人群的分布。

对于旅沪的福建人来说，他们的分布与天后宫有着密切的联系。福建人对天后极其崇拜，往往带着天后神像前往世界各地，起初在码头旁供奉天后神像，是为了方便从事海上作业的人随时奉祀，以获得妈祖的庇佑。正如上文所说，上海最早供奉天后神像的就是位于小东门外的顺济庙，而后福建人在上海供奉天后神像的地点扩大到各个会馆。从上海福建人的分布和闽商商号的分布来看，两者具有空间的一致性。^[35]同时，福建旅沪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具有同乡联谊性质的组织为了更好地凝聚同乡、同业的群体，往往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与这些商号在空间上保持着依附关系。而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又是组织群体供奉、拜祀天后神像的地方，这就形成了旅沪福建人与天后神像在空间分布上的吻合。

通过地缘这个纽带，来到上海的地域移民和祠庙或公共祀奉的神像联系起来。总的来说，开埠以后上海城市新建的祠庙与移民的空间分布也是相一致的。十六铺区域分布着许多轮船制造厂，而这里也是上海最早的天后宫的地点所在。^[36]当然，这并不说明祠庙的分布决定着工业布局，相反，祠庙分布和工业的相关性在于某些工业生产有着自身的神祇信仰，因此工业的分布就直接影响着相关祠庙在哪里扎根。

商业布局呈区域分散状态时，对于这些神祇的供奉也不再是单一的地点，而是分散到各个商业点内。比如天后神像的供奉，由上海县城小东门的天后宫，转变成各个相关商业会所内的天后神像供奉。也就是说，对天后神像的供奉起初在小东门外天后宫，后来分散到河南北路天后宫以及各个会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信仰天后的人群及行业的扩散过程。

总的来说，在大量移民进入上海城市后，同乡关系很可能成为这些移民适应城市环境的重要渠道之一。他们通过同乡来寻找谋生手段，从而选择从事同一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地缘的区分导致了职业的分化，从而在特定的行业中形成独立的社交网络和地域社会。在此基础上，行业神和地域神的身份混杂在一起，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重要标志，也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特色之一。

三、河南北路天后宫的政治意象

新建的河南北路天后宫除了不具备祭拜人群的地域性之外，与小东门天后宫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在供普通民众祭拜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这一功能是与开埠以后上海城市非单一的政府组织引起的，天后宫因位于租界内而具有特殊性。租界设立以后，在中外双方的条款中规定天后宫虽在空间位置上隶属于公共租界，但仍归上海县政府管理：

天后宫庙及毗连之屋，系款接出使大臣过上海时之所用，均不归工部局节制。又以下所开虹口各庙系载在北京部册，工部局愿不收捐。……计开：三官堂、下海庙、鲁班庙、天后宫、净土庵。^[37]

这一协定使得天后宫这个独立的公共祭祀空间与其他祠庙有所区别。为了显示中外双方的抗衡，天后宫的公共空间不像其他祠庙空间那样可以被平民百姓随意利用，而是为政府所支配，以彰显对其占有权。这一特殊性使得自该天后宫建立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它一直作为接待出使官员等的重要场所。以河南路天后宫刚建成的1884年为始至1890年的六年间为例，《申报》对河南路天后宫中举办的活动屡有记载，统计出表格如下：统计结果显示，在这六年间河南路天后宫全部被官方占用，所举办的活动也均是由政府组织。在这些举办的活动中，近70%是作为出使各国的大臣或高级官员下榻之处，其余为接洽外宾、商议涉外事务，等等。通过检索1884年至民国建立以前的《申报》，其余年份河南路天后宫内所举办的活动和这六年的频度、内容相差无几。^[38]

表1 1884—1890年间河南路天后宫活动内容

续　表(www.daowen.com)

以上所作统计实际上表明了，河南路天后宫在建成后所扮演的角色是作为一个中外双方交涉的场所，在这里可以洽谈、解决涉及双方利益的事宜。例如，河南路天后宫刚建成的1884年，上海道道宪为太夫人祝寿，在天后宫设宴款待旅沪西人凡十几个国家的领事以及税务司。

邵道道宪为其太夫人祝寿，连日设宴演剧，宴请各官已列前报。兹悉初十日仍在虹口天后宫请沪上西员凡十数国领事暨税务司等共三十余人，并邀请制造局总办蔡、厘金局总办苏、招商局总办唐，又邀知宾十余员。上海县黎邑尊海防刘、分府会审委员黄、太守翁、太守暨洋务委员陈君宝渠、张君翰卿、邝君容阶、葛君番甫、程君敬吾、前翻译委员曹君润甫等一时肆筵，欢叙华员，各洽其仪西馔，特隆其礼，梨园演彩，异邦人亦乐，解颐桃酌添筹。在座者群欣饱德，自七点钟入席至十点钟后散席，或谓沪上官场宴叙而客者，当以此会为冠云。^[39]

这样盛大的聚会，宴请中外官员、领事等，恰恰选择的地点是位于公共租界内、归属上海县管辖的天后宫，可见河南路天后宫的地位远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祠庙，尽管仍然充当众人祭拜的对象，但祭拜形式已经与中国传统的祠庙有了不同。

重阳令节，粤省绅商之寓沪者咸赴天后宫迎神赛会。除旗锣扇伞外，又有西乐一班游行租界，中观者颇形热闹。^[40]

中国传统的迎神赛会以锣、鼓、旗、扇等为娱乐形式，辅以神像游行，而河南路天后宫的迎神赛会却已经突破传统，加上西乐一班游行，这与天后宫位于租界之内又归属上海县管辖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

河南路天后宫的特殊地位至1907年开始发生转变。

昨日为商务总会选举总协理开筒之期。午后三时半，由巡视华侨大臣杨杏城钦使监视开筒。得票最多者为周金箴君，推为总理。……又与会中各职员讨论一切，闻该会因租赁房屋地位狭窄，此后拟借沪北天后宫出使行辕为会所。^[41]

商务总会决定租借河南路天后宫出使行辕为会所，中断了天后宫在外交上的特殊地位，天后宫也因此年久失修。

沪北天后官年久失修，住持羽士蔡润霖拟欲修理，被工部局出为干预。爰即具禀沪道，蔡观察准词。委派英文翻译陈世光带同匠头到庙勘估，拨款兴修。一面照会领事转饬英工部局妥为照料勿再干预。^[42]

河南路天后宫从修建一开始因为其空间位置的特殊而使得它与其他祠庙不同，尽管沿袭了小东门顺济庙天后神像的祭拜功能，但是它本身伴有政治上的意象，这使得在河南路天后宫的管理上往往中外双方产生矛盾、冲突。在河南路天后宫修建不久的光绪年间，这里频频举办规格较高的政治活动，而未受到租界政府的阻扰。至清代末年，河南路天后宫年久失修时，它的修缮却受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干涉。因此，可以看出河南路天后宫在建成以后的兴废其实是上海县、公共租界双方势力一个博弈的过程。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这一时期的《申报》关于河南路天后宫内举办活动的记载均是接待官员、官员祭拜，等等，天后宫的政治属性明显。而与此同时，同乡或其他普通民众在河南路天后宫的公共活动未见记载，这些群体祭拜天后活动均是转移到各自的会馆内举行。

四、余　　论

上海开埠以后，原本上海城市存在的民间信仰或因祠庙被城市化、由于战争的破坏而消亡，或因外来移民的迁进而带入新的神祇种类、建立新的祠庙，从而丰富了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内容，例如旅沪湖南人将瞿真人信仰带进上海，并由地方民间信仰向城市乡土神转变。社会变迁除了影响民间信仰的种类和数量外，部分民间信仰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上海城市的鲁班信仰、天后信仰及虹庙信仰。天后信仰早在开埠之前就已在上海城市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开埠后由于地域人群的需要，其在更大范围内的会馆中被祭拜，并且因为移民在异乡的社会凝聚需要，由原来的海神信仰转变为城市内同一籍贯来源移民的城市乡土神信仰。同时，由于社会状况的转变，原本上海城市内的天后宫祭拜的功能在减退，转而披上了政治色彩。凡此种种，都是开埠以后整个社会状况变迁给上海城市民间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传统文化在上海城市开埠以后转变的缩影。

Research on Tin Hau Faith in Modern Shanghai City

Chen Yunxia

Abstract:The folk belief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war，immigration and religion policy after the opening of Shanghai city.The spread of Tin Hau Faith was the best example.The Tin Hau temples was destroyed and rebuilt in the influence of war and religion policy.The faith spreaded because of the immigration from the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During the period，the immigrations from this two provinces turned to be the main believers，which mingled the profession and local differences.Meanwhile，the new temple had the political meaning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Tin Hau Faith，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the Immigrations from Fujian and Guangzhou Province，Areal Distribution

【注释】

[1]作者简介：陈云霞，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2]顾颉刚、容肇祖：《天后》，《民俗》周刊第41、42合刊；周振鹤：《天后》，《民俗》第61、62期。

[3]陈燕：《天后信俗在香港的传播及其对海外的影响》，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曹琳：《天后信仰在天津之变化及衰落原因再分析》，《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郑丽航：《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管勤积、杨焕鹏：《近代以来烟台天后信仰与城市社会变迁》，《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宋德剑：《庙宇的地理空间分布与社会功能——粤东梅州天后信仰的宗教地理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4]2002年在松江召开“首届浦江妈祖文化研讨会”；高红霞：《近代上海的天后信仰》，《安徽史学》2013年第5期。

[5]正德《松江府志·寺观》。

[6]同治《上海县志》卷一〇。

[7]同治《上海县志》卷一〇。

[8]同治《上海县志》卷一〇。

[9]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一二。

[10]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一二。

[11]《本埠董事号商请改修庙捐章禀批》，《申报》，1881年1月22日。

[12]《广厦告成》，《申报》，1884年5月17日。

[13]《择吉迎神》，《申报》，1884年6月5日。

[14]《闽商送匾》，《申报》，1884年7月16日。

[15]《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5、278页。

[16]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一二。

[17]上海档案馆藏，《南京路上保安司徒庙（虹庙）害人不浅群众要求加以撤销》，卷宗号：B257-1-4586。

[18]《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上海卷），第437页，2007年5月，中国ISBN中心出版。

[19]同治《上海县志》卷一〇。

[20]同治《上海县志》卷一〇。

[21]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一二。

[22]《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5页。

[23]《重建泉漳会馆捐款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9页。

[24]《创建潮惠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25页。

[25]《创修建汀会馆始末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75页。

[26]《百年来的上海演变》，《民国史料丛刊》第695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7]《上海旧话》之三《闲话天后宫》，《申报》，1949年3月8日，第8版。

[28]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天后宫注册登记等文件，卷宗号：Q6-10-180。

[29]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前揭罗威廉书，第252页。

[31]前揭裴宜理书，第40页。

[32]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33]《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三部分“会馆公所类”。

[34]《浙绍公所肇兴中秋会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10页。

[35]具体分布的数据来自高红霞《上海福建人研究（1843—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57页。

[36]《上海市指南》，《民国史料丛刊》第824册，第316、347、348页。

[37]《上海市指南》，《民国史料丛刊》第824册，第417页。

[38]《申报》数据库1884—1890年。

[39]《中并宴会》，《申报》，1884年6月5日。

[40]《海上闲谈》，《申报》，1886年10月7日。

[41]《商务总会举定总协理》，《申报》，1907年10月19日。

[42]《修理天后宫之预备》，《申报》，1910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