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震^[1]

摘　要：料角位于南宋海防体系的“里洋路”上，它以一个伸向海洋的岬角，成为南北商船的必经之地。南宋初年，朝廷对料角非常重视。但随着宋人对料角地理环境了解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认识到“外洋路”比“里洋路”更有海防价值，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海防体系的调整。由此，南宋淮南两浙的海防重心，便逐渐移到了环今杭州湾的南北两岸。

关键词：南宋　料角　海防

南宋立国之后，由于其行在临安面瞰钱塘江，江面宽阔直通大海，无论从临安入海，还是敌人从海上直捣临安，都已经成为南宋君臣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事实上，在南宋诸次军事行动中，由临安入海的路线多次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如建炎三年发生“苗刘兵变”，张浚从平江起兵勤王，他为了防备苗刘二贼劫持高宗从海道逃跑，于是“先遣官属措置，召募海船，亦甚集”^[2]。

与此相对的是，临安所面临的海上威胁也空前增加，可谓历代王朝国都所罕有。绍兴二年五月初二，枢密院获得探报，称敌人屯兵淮北的淮阳军、海州。引起枢密院重视的是，若敌军以舟师南下，将会“震惊江浙”，因为如果敌舟“缘苏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径趋浙江”。^[3]这次警报也是促成宋廷设立首个独立的海军机构的直接原因。同月二十八日，沿海制置司设立，以仇悆为制置使。^[4]南宋的海防大业，在高宗浮海两年后，拉开了独立发展的大幕。宋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叹道：“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5]

在南宋的海防体系之中，特别是在淮东两浙的海防链条中，淮南东路通州的“料角”一地，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绍兴三年十月，淮东安抚使韩世忠说：“明州定海、秀州华亭、苏州许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不可不备。”^[6]其中，明州乃沿海制置司所在地，许浦是南宋水军主力许浦水军的大本营，华亭又是海路通往临安的必经之地，其在海防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唯有通州料角一地，前人在讨论宋代海防时，或偶有提及，^[7]却并没有具体阐发其原委，不免令人遗憾。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料角的具体地理状况及其所在的整个海防体系，来阐明虽然其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却何以在宋人的海防体系中逐渐淡出中心位置，并以此审视宋人海防观念变迁之一斑。

一、险要的地理位置与莫测的水情

北宋承平时，国防前线远在西北二面，通州处于江北海隅之地，其军事地理价值并无特出之处。宋初杨亿说：“通州南阻江东，北濒海，士大夫罕至，民居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贼，讼稀事简，仕宦者最为逸。”以至于当时士大夫都称通州为适合清养的“淮南道院”^[8]。话虽如此，北宋人对其海防价值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元丰时通州太守狄遵说：“淮南形势，据江海之会、握襟带之薮者，吾州为多。”^[9]狄遵尽管知道通州境内有多个“据江海之会”的重要战略据点，但或由于材料不足，或由于没有实际的战略紧迫感，他的详细说明付之阙如。

到了南宋之后，形势为之一变。建炎元年，南宋甫立，当时的通州太守郭凝就上言：“通州地界东北，正当海口，南接大江，最为要害。”^[10]其语气的紧张感已经跃然纸上。由于通州地界江海，必然会在其附近海域的某个点形成江水与海水的交汇，而这个地点，就是料角。祝穆记载说，通州“海门有料角，其中有咸淡二水不相混杂，舟人不待汲能辨之”^[11]。

宋代通州的海岸线与料角所在的大致位置，参考前人的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12]可以看到，“在北宋前期，长江口北岸沙嘴迁移到吕四东南的今秦潭附近，古称料角嘴。此时的长江口北岸大致由狼山向东到秦潭附近”^[13]。

如图1所示，实线代表目前南通市的海岸线，锯齿线代表宋代通州的海岸线。^[14]可以看见，在宋代通州，古三余湾已经正式形成，在三余湾与长江口的交界处有一个突出部位，就是宋人所说的料角，由于其突出如嘴，又称料角嘴。由北向南的船只，若想进入长江口，突出伸入海中的料角无疑是一处必经之地，其成为海防重地，看起来似乎在情理之中。

图1

然而料角二字的来历，既与它险要的地理形势有关，也与它附近特殊的海流有关。祝穆说，料角附近的海域，“其沙脉坍涨不常。潮小则委蛇曲折，水路可见，潮大则水一概漫没，非熟于往来者，未易知也”^[15]。长江口以北的海岸线，除了山东、辽东半岛等少数地区以外，多是平滑的、没有岛屿的“淤泥质低地海岸”^[16]，这样的淤泥质海岸，很容易形成“坍涨不常”的沙脉，而由于长江泥沙的冲击，料角附近的海域正是这样的沙脉发育极快的地方。元代胡长孺记载当时的传言说：“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淮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故曰‘料角’。”^[17]不熟悉此地水情的船只，贸然航行，多有触沙搁浅的危险，南宋初御史中丞沈与求说：“料角水势湍险，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棹。”^[18]也就是说，这个看起来是南北海船必经之地的海角重地，其实为往来船只埋下了危险重重的暗流与暗沙。

料角的复杂不仅在于其伸入海洋的地理形势、湍险无常的复杂水情，它还是宋代南北航海的一处重要地理坐标。古代沿中国海岸航行，由于南北海岸地貌条件的差异，北方沿海可用平底船，南方多用尖底船，常常要在某个中间点换船，来适应不同的浅海海底地貌。南宋戴埴曾询问过当地海上的篙工，篙工谈道：“北舟皆凿诸杂木，遇咸水多湿且重滞，登、莱一带惟平底可用，过料用尖底。”^[19]此处的“料”是料角的简称，想必在篙工的眼里，此地非常重要且熟悉，故以简称称之。毫无疑问，宋代的料角是南北货船转换尖平底船的一处标志性岬角，南来船只望见此角，便知是快到长江口了。若以现代海洋视角观之，一过此角，便是从黄海海域进入东海海域了。^[20]

如上可见，料角在民间海上商贸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理坐标意义和极高的知名度；更加重要的是，一旦南北战事紧张，官方的判断就会受到这种“知名度”的影响，再加上其截断南北海路的险要地势，和外人难以逆料的沙脉与水流，使其成了南北海上军事对抗中的重要战略据点。但是，到了南宋中后期，随着宋人海上防御经验与海洋知识的增长，料角在商贸活动中与在军事活动中地位的差异，渐渐得到了客观的认识，海防的重点渐渐由此转向他处。这一点在后文的具体分析中将有所论述。

二、海防体系的前哨

料角所处的南宋淮南东路及两浙东西路海防体系，是建立在宋人的对敌假想之上的。终南宋一朝，宋人背靠海隅的不安全感如影随形，如绍兴三十年，楚州通判徐宗偃说，北方“有兴师十万、驾海航二千艘，因而南向”^[21]的说法，后来证实是夸张的传言（此后金军的进攻还是以陆路为主），但高宗还是决定采纳李宝的建议，主动在海上出击。

面对来自北方海域的海上威胁，宋人曾认真总结过敌方海军由北南下可能的航行路线。绍兴二年七月，时相吕颐浩建议分沿海制置司为东西两司，理由便是考虑到敌军南来的两条海路可能相距过远，一司无法左右应付。

两条海路一为“抛大洋至洋山、二孤、宜山、岱山、猎港、岑江，直至定海县，此海道一也，系浙东路”；二为“自通泰州、南沙、北沙转入东签、料角、黄牛垛头，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来，至青龙港，系浙西路”。很显然，在吕颐浩的料想中，后者是缘着海岸南行，行至料角或平江府黄牛垛头，再沿着海岸线肆行骚扰；前者则远离海岸，直接纵断黄海，南下至洋山群岛，再过舟山群岛，直扑明州定海县。在吕颐浩看来，淮南东路的料角、浙西路的黄牛垛头以及浙东路的舟山诸岛，无疑是海防的重点。^[22]

与南宋初一样，南宋末也面临着来自北方的海上威胁。宝祐四年，沿海制置使吴潜也总结了当时对南下敌船的三条可能航路的流行看法：一为“里洋”路，“贼欲侵扰淮东，则自旧海发舟直入赣口、羊家寨，迤逦转料至青龙江、扬子江”（此处所谓“旧海”，指的是李全之乱前的原海州城。“料”亦为料角的简称）；二为“外洋”路，“若欲送死浙江，则自旧海发舟直出海际，缘赣口之东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刘诸沙，以至徘徊头、金山、澉浦”；三为“大洋”路，“若欲送死四明，则外洋之外，自旧海放舟，由新海界分东陬山之表，望东行使，复转而南，直达昌国县之石衕关嶴，然后经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23]

仔细比对吕颐浩与吴潜所说的海防路线，可以发现，吴潜所说的“大洋路”正好对应吕颐浩所谓的“浙东路”，而“里洋路”则大致对应吕颐浩的“浙西路”。吴潜更加细分了船只贴着淮南东路海岸线航行，和沿着淮南东路海岸线之外大片堆积的“沙脉”航行两种情况，后者离海岸线的距离由沙脉堆积的大小程度所决定，如前文所例举的“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刘诸沙”等等，几十公里到上百公里不等。

图2中粗黑线代表宋代的海岸线，细黑线代表现今的海岸线，箭头代表敌船可能的进攻方向。^[24]如图可见，吴潜所谓的三道海路，“里洋路”在绕过料角之后，主要以骚扰长江沿岸的淮南东路和浙西路平江府为主；“外洋路”在绕过多沙海域以后，直冲秀州；“大洋路”则直达明州昌国县。而宋廷的海防链条，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敌预想下展开的。

南宋水军有防江与防海之分。布置于长江口的水军大多兼具防江与防海的任务，其防务的分界大约在镇江与江阴军一带。淳祐时，知镇江府王埜奏“请免镇江水军调发，专一守江”^[25]；镇江稍下游的江阴军，其所驻水军，已经受沿海制置司节制了，“沿海制置司又别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将”^[26]。可见从江阴军一直往下直到长江口，所驻扎的各支水军都兼有防海的任务。

依王曾瑜先生所搜集罗列的材料，^[27]曾驻扎于淮南东路与两浙东西路的水军有：江阴军水军、平江府许浦水军、平江府江湾魏村福山水军、通州水军（王曾瑜先生并未指出料角的驻军）、嘉兴府金山水军、嘉兴府澉浦水军、临安府殿前司水军、明州定海水军等。图2中的三角符号代表水军驻扎地点。结合上文吴潜所总结的海道，可以看出，宋人在各个关键隘口都设置了水军。其中，溯长江而上的江湾、许浦、通州、江阴等地水军，所防的当是“里洋路”；金山、澉浦与临安府水军，所防的是“外洋路”；明州定海水军所防的则是“大洋路”。

这样，一个以临安府为中心的主要针对北方海上威胁的南宋三路海防体系就大致成型了。宋人于此三条海道已有明言：“自中兴南渡，立国钱塘，所以创许浦水军于平江，创澉浦水军于嘉兴，创定海水军于庆元，无非为京师左右前后门户之防。”^[28]而且宋人有意地将这些不属于同一路分的海防据点，根据上述三道海防路线的划分，整合到一起。如绍兴三年十月，淮南东路安抚使韩世忠说，“除通州料角系本司所管地分外，有明州定海、秀州华亭、苏州许浦不隶本司”，对于措置海防来说甚为不便，于是朝廷下诏：“平江府、江阴军管下沿海地分并隶韩世忠，令就近措置。”^[29]于是，淮南东路的料角与浙西路的平江、江阴就连成了完整的海防链条，而韩世忠所要求的秀州华亭与明州定海，朝廷并未分拨于他。

图2

区别于福建路与广南东西路针对来自海贼的威胁所建立起来的海防体系，淮南东路与两浙东西路的海防体系，虽然有时也应对海贼，^[30]但更主要地是针对终南宋一朝不曾稍息的北方军事力量：从初期的伪齐、金，到中期的李全父子，再到后期的蒙元。在宋人看来，在这样的一个海防体系中，料角所处的正是一个防江与防海双重前哨的位置，“最系贼船来路紧切控扼去处”^[31]，而诸多前辈的研究，要么并未梳理料角的驻军之规模与时限，要么虽然肯定料角的海防价值，却并没有指出它在整个海防体系中的地位，不免对我们理解整体海防版图的特点有所影响。

三、料角地位的变迁

与南宋前期人认为料角是至关重要的海防重地不同的是，许多南宋人在肯定其有一定海防价值的同时，更多地开始倾向于认为北方的敌船不大可能走“里洋路”来绕过料角。反映这种思想转变的，是南宋后期此一地区整个海防体系重心的挪移。

南宋中期的人记载料角驻军始于绍兴年间，^[32]但至晚在建炎四年，料角地区已经见有军队来专门把守。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下的金人攻陷了通州，二十五日，礼部尚书秦桧上言要求负责料角地区海防的汲域、陆戡等人立下军令状，严防金军下海透漏。^[33]

而真正在料角有大规模的海军驻扎，可能确实是在绍兴初年。绍兴六年六月，朝廷下诏任命前一年担任过通州太守的蒋璨“措置控扼海道事务”，并让其领导之前屯泊于料角的八十艘海舟。^[34]同月，朝廷召回了王彦的万人八字军，并于十月任命王彦为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35]。这一时期的料角在整个海防版图上的位置，无疑是非常耀眼的，八十艘海船再加上久经沙场的八字军近万人的陆上防海力量，规模甚至超过南宋军额最大的一支水军——许浦水军，后者在淳熙年间的军员定额为七千五百人。^[36]

但是这次驻军只是临时的战时驻军，一旦战事松弛，料角的驻军又会回到常规水平。绍兴九年二月，王安道负责料角的战舰措置，朝廷下令王安道移知泗州，海舰的统领张宗也被命令“帅舟师还镇江府”^[37]。此后的文献中，就再也没有专门在料角大规模驻军的记载。但是此地应该还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常规驻军，绍兴三十一年宋金战事再起时，知通州崔邦弼惧战，欲弃城遁走，结果被通州百姓拦住，崔邦弼半夜纵火造成混乱乘机逃走。当时的提举常平王珏闻变，派了料角的统领官带着驻扎在料角的四百名官兵前去弹压。这说明当时料角的驻军可能在千人左右。另外此时料角也有驻扎海舟，然而已经不是绍兴初年的战舰，而是民船，后来崔邦弼被贬官的罪状之一，就是其任知通州时，将料角的海船挪为私用，而这些海船原来是提举茶盐司从民间征集用来搬运钱粮的。^[38]

事实上，在绍兴以后，料角一地的驻军似乎不再是常态，除了开禧北伐军情再度紧张时，曾“使驻料角以精兵数千人循江上下，用备不虞”^[39]。理宗嘉熙年间成书的《方舆胜览》提到料角时，说“绍兴中，差舟师把隘”^[40]，似乎在暗示理宗时期料角地区并没有舟师驻扎。

南宋晚期与南宋初面对同样强大的北方军事力量，表现出了对料角不同程度的重视。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南宋晚期材料的相对匮乏所造成的误解；另一方面，从已有材料来看，宋人对料角军事战略地位的认识确实经过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从认为料角乃敌船必经之地到认为敌船不大可能走“里洋路”，而且这个思想转变，确实引起了海防重心的挪移。而南宋晚期的人，似乎对这个问题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

宋末成书的《鼠璞》一书，记载了作者戴埴对海洋的观察，以及他对海防的看法。他首先批评了当时对海防的流俗观点：“今人不考本末，北风一警，即惴惴于海道。”其次，他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船要通过料角，一定要雇用熟悉当地水情的篙工，用撑篙来探知暗沙，以通过危险的水道。他得出结论，即使过了料角，也“非一潮可到，必有栖泊之处，船少则无以取胜，多则一放大洋岂能成踪？钱塘同时发渡，迟速上下，犹不可必，其能并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习水，尚彼此不相保，况仗篙师，欲一举入吾腹心，以全取胜，决无此理”^[41]。

宋朝在这一海域布下海防大网，具体已见图2。北方以舟师突袭南方，贵在乘北风神速前进，如果要绕过危险的料角，就要用当地篙工缓速慢行，则已经是“非一潮可到”，战机一失，南宋方面早已准备好防御，威胁就已经顿减了。

这样的认识在南宋末期似乎已经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宝祐年间任沿海制置使的吴潜也表达过完全一致的思想：“但转料一说，恐非敌人行军之径路。盖海商乘使巨艘，满载财本，虑有大洋、外洋风涛不测之危，所以缘迩西北大岸，寻觅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间南风，潮长四分，行船至潮长九分，即便抛泊，留此一分长潮，以避砂浅。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以为保全财货之计。若敌舟窥伺叵测，岂肯旷日持久，迂回缓行，使人知而避之？此转料从里洋入扬子江一路，潜以为决不出此。”^[42]

和戴埴一样，吴潜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由实地考察而来。在庆元府任沿海制置使之前二十年，他就已经知嘉兴府，考察过杭州湾的海道，并新设金山水军了。而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在任沿海制置使期间，吴潜将有限的海防资源挪移到“外洋路”上，即“稍减料角一带之备”，换以“新置向头一寨，与金山澉浦相接”^[43]。这就把这一地区海防体系的重心放到了以今杭州湾为中心的“外洋路”，环绕海湾有北岸澉浦、金山和南岸向头、定海，以及临安府水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料角海防的无限度忽视，虽然其作为军事据点的重要性已经受到贬抑，但它还是商船往来的必经通道，绍兴九年朝廷在撤出常驻水军后，依然保持了斥堠的警戒，以觇往来船只。^[44]

结　　论

在南宋一个半世纪“背海立国”的历史中，^[45]对北方政权的海上进攻的防御，一直伴随其始终。淮南东路与两浙东西路所控制的扇形海域，作为直面北方海域的冲要之地，也是拱卫行在的腹心之地，其海防一直是宋廷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基于对海洋形势的判断与对敌方军情的假想，宋朝将这一地区的海防体系打造为由“里洋路”、“外洋路”和“大洋路”三道海路为中心的防御链条，在这三条防御链条中，以临安府为中心，创许浦水军于平江以控里洋，创澉浦水军于嘉兴以控外洋，创定海水军于庆元以控大洋，并以这三个点为副中心，创建多支驻扎于沿海各地的水军，建立起一张拱卫临安的扇形海防网络。

其中，料角位于“里洋路”上，它以一个伸向海洋的岬角，成为南北商船的必经之地。南宋初年，朝廷对料角非常重视，曾驻扎王彦的万人八字军以及八十艘舰船。但随着宋人对料角地理环境了解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认识到“外洋路”比“里洋路”更有海防价值，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海防体系的调整，即裁撤料角的驻军，并新设“外洋路”的海军据点——金山和向头。由此，南宋淮南两浙的海防重心，便逐渐移到了环今杭州湾的南北两岸。

通过考证料角一地海防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南宋对海防的重视以及海防战略的调整，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其中还蕴含了社会知识生产的更迭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果。这不仅对认识宋代的海洋史有所助益，更是管窥知识社会史的一个极佳例子。

A Historical Geographic Research in Liaojiao:With a Study on the Coastal Defence System of East Huainan，East Zhe and West Zhe Circuits During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Wang Huazhen

Abstract:As a cape deeply lying in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Yellow Sea，the Liaojiao Cape，located in the Li-Yang Route of 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was also vital to those north-south orientation business boats.The government attached much weight to the Cape in the early Southern Sung Dynasty，whereas，as the bureaucrats and intellectuals gained more geographic knowledge about the sea and the Cape，they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 Wai-Yang Route had a higher value than the Li-Yang Route in 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As a result，the adjustment of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oastal defense force became an important procedure，and the government hadto shifted its focus from the Liaojiao Cape to other strategic points，such as the points around the Hangzhou Bay.(www.daowen.com)

Keywords:Southern Sung Dynasty，Liaojiao Cape，coastal defense

【注释】

[1]作者简介：王华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2]（宋）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子文集》卷九五，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4589页。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四，中华书局2013年，第1108页。

[4]关于沿海制置司的诸考证，见熊燕军《南宋沿海置制司考》，《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5]（宋）戴埴：《鼠璞》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十二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39年，第413页。

[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九》，刘琳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54页。

[7]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文章中提及料角“：其中一些地区也具有重要的海防意义。如通州的料角，位于长江口北岸和东海交接处，是南北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中也并未提到料角。

[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一引《杨文公谈苑》，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1705页。

[9]同上，卷四一引《修海堤祭文》，第1704页。

[1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中华书局2013年，第223页。

[11]（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五，中华书局2003年，第811页。

[12]见陈金渊《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以及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十五章《历史时期江苏海岸的演变》，科学出版社2013年。

[13]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553页。

[14]此图根据前引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546页《历史时期江苏海岸线的变迁图》改绘，改绘者王华震。

[15]（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五，第811页。

[16]邹逸麟、张修桂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539页。

[17]（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六九《何长者传》，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998页；但宋人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料角的得名来自“料家沙”：“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见吴潜《条奏海道备御六事》，《许国公奏议》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94 页。

[1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四，第1116页。

[19]（宋）戴埴：《鼠璞》卷上，第413页。

[20]现代黄海与东海的分界线为启东角与韩国济州岛西南角的连线，当时启东角还未成陆，料角所在的秦潭村一带在今启东角稍北。

[2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第3600页。

[2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〇》，第3989页。

[23]（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五，《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989页上栏。吴潜还有另一篇文章《奏论海道内外二洋利害去处防贵周密》，也讨论了类似的问题。见吴潜《许国公奏议》卷四，第91页。

[24]此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改绘。原图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3页。改绘者王华震。

[25]（元）脱脱：《宋史》卷四二〇，第三十六册，《王埜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2576页。

[2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中华书局2000年，第422页。

[27]王曾瑜：《南宋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第175—177页。

[28]（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五，第5983页上栏。

[2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九》，第9254页。

[30]如南宋中期，通州已经多有海贼。见刘克庄《杜郎中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〇，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42页。

[3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〇》，第3992页。

[32]（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五，第811页。

[3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九，第872—873页。

[34]同上，卷一〇二，第1986页。

[35]（元）脱脱：《宋史》卷三六八，第三十三册，《王彦传》，第11454页。

[3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第422页。

[3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六，第2384页。

[3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八、二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708页上栏、1767页上栏。

[39]（宋）真德秀：《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一，《四部丛刊》影印正德刊本，第1282册，第22页。

[40]（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五，第811页。

[41]（宋）戴埴：《鼠璞》卷上，第413页上栏。

[42]（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五，第5989页下栏。

[43]（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五，第5989页下栏。

[4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第2553页。

[45]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23页。首见于《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中国学人》197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