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君^[1]

摘　要：近代中国从1840年以后，是两个社会，亦可称为一个二元格局的社会。一个是受西方影响的东部沿海城市，另一个就是广大的内陆农村。由此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把中国分成“沿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中国”（中西部地区）。在“沿海中国”，经济逐步资本主义化，外资被大量引入，贸易和出口活跃，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主要牵引动力。另一方面，“内陆中国”则不断被边缘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得西化的现代都市与内地乡村的差距不断拉大，逐渐形成了一个“断裂”社会。这样一个“断裂”社会是西方侵袭打断中国传统社会本身连续性的结果，由此呈现出近代中国几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联系与整合的总体格局。而近代上海则是这个海洋中国的中心所在。

关键词：海洋中国　近代上海　城市发展

一、海洋中国的崛起：近代上海的经济发展

近代上海的兴起是与其古代因素相联系的，或者说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相伴随。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盛销不衰，是丝绸之路千年存续的奥妙所在。从另一方面来说，棉花的普遍栽种和利用在服装史上堪称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生产成本更低而贴身穿用非常舒适的材料，于是，丝绸的贴身舒适性被部分替代，丝绸对人类穿着的影响力降低，可资印证的是，丝绸意义的降低与棉布的兴盛在时间上大致重合。棉业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自宋代。尤其到了元代，上海松江地区的黄道婆改良棉花技术，发明改进弹棉纺纱工具，棉品加工更上一层楼。到了明朝，棉花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政府专门规定有地五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还允许“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棉花已成为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贫贱皆须臾不可缺少的物品。到了十八世纪，英国人最早尝试直接从中国进口棉织品。1734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命令来粤商船哈瑞森号“购买南京手工织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订购数量100匹，每匹单价3.5两银子，90天交货。可以看出，此时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棉纺织品已不陌生，他们经比较后认为，广州织品洗后褪色，而真正的南京货则不褪色。“南京布”，这种以松江府（现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出产的手织棕色或紫花土布后来几成中国优质棉布的代名词，在欧洲成为时髦人的衣料。可见，早在十九世纪前，上海就因其盛产的“南京布”而被纳入了全球海上贸易体系的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清前期海外贸易的重新开放和1730年江海关设立于上海，使其成为内地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通道。^[2]新航路的转移，及棉花作为大宗商品的出现，使得上海取代了苏州成为江南的核心城市，并使得整个富裕的江南转而成为上海的腹地。早在1843年之前，上海就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商业中心城市，并承担起以后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即海洋中国的代表。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对外开埠。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逐渐侵入上海的传统城市区域。英国首先于1845年在上海设立英租界，1848年上海又出现了美租界。英美租界于1863年正式合并成立了公共租界。与此同时，法租界也于1849年宣告成立。两大租界在十九世纪余下的半个世纪内不断向华界越界筑路、渗透扩张，逐渐完善各自的市政管理机构。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城三市（政府）”的格局，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口岸城市。从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城市受到外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冲击，最明显反映在租界的存在上——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体验异国情调（甚至是现代经验）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既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又得以在外国势力的庇荫下免于军阀及中国政府的骚扰。

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最繁华的都市，由此而来的所谓“上海模式”对整个近代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位美国学者曾认为上海是打开现代中国的钥匙，了解上海的发展过程，就能掌握中国发展的脉动。时隔20年后他推翻了自己先前的看法，认为上海并非认识中国的正确钥匙，反而是“另一个中国”。目前，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学者仍然继续探讨着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究竟上海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愈来愈像上海的中国，还是一个愈来愈像中国的上海？

外国势力掌控下的近代上海，迅速地由一座东部沿海的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有46%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上海，36%集中在东北地区，剩下的18%散布在中国其他地区。1936年，有37%的外国投资集中在对外贸易与银行业方面，运输与通讯领域占30%，工业方面的投资占20%，其余则主要投资在房地产。中国的关内出口总额中，上海占了46%，天津和广州分别占了15%和7%。1865—1936年间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45%上升到了65%。^[3]

外资首先进入上海，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现代产业部门。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就描绘了当年上海租界洋行之鼎盛。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租界洋行共有德丰洋行、天裕洋行、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元芳洋行、汇中洋行、仁记洋行、义源洋行、别发洋行、怡和洋行、汇丰洋行等，以上均在英界沿浦滩。南京路即大马路则有福利洋行、公道洋行、泰兴洋行、兆丰洋行等。^[4]

现代产业的成长中首先就是工业或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外国人投资的近代工业。在1843年到1859年的17年间，共开办了18家外资工厂。1860年以后，上海的外资工业发展迅速，到1864年，共有38家，门类扩展到10个，其中船舶工业发展最迅速，共开办12家。^[5]英商怡和洋行于1860年初率先在上海创建了拥有100部西式丝织机的怡和纺丝局，紧接着法、美、意等国商人也纷纷在沪投资设厂，其中较著名的有英商怡和丝厂、公平丝厂和美商旗昌丝厂。^[6]到了1913年，外资企业的总资本额估计达到6 346万元，比1894年的975万元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3%。^[7]紧随其后，中国人自办的现代企业也逐渐发端。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创办，1870年代以后，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设立。

效仿外资企业的近代化管理与技术，民族工业也渐渐发展起来。到了二十世纪初，据统计，1895—1911年在上海新办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为112家，占全国总数的1/4，开办的资本额2 799.1万元，占全国的1/4强。^[8]“一战”期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在这一时期，由于欧洲列强间的世界大战，外资资本的势力大为受挫。以买办与民族资本家为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乘机迅速崛起。以华人资本于1914—1922年创办的纱厂而言，上海有16家，天津有6家，此外，无锡、武汉各2家，芜湖、济南、武进、长沙、武陟、石家庄各1家，上海的纱厂，几乎占全国的一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纱厂承办人的出身背景与天津等城市的情况有显著的差别，1920年上海有华商纱厂19家，负责人有资料可查的18人，出身实业界的2人，官宦之家的3人，商人家庭的8人，另4人具有多重身份。^[9]可见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更多地来自商人家庭（当时所谓的好人家），即所谓的传统上海士绅。其中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曾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高学历人士，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金融界的陈光甫（沃顿商学院MBA）等，因此具有较强烈的民间色彩。与之相反，其他区域的资产阶级出身，其官僚家庭背景浓重，有着较为显著的官僚主导型工业化特色。

伴随着现代制造业在上海的产生，新的产业类别也蓬勃发展。按照1930年代经济学家龚骏的统计，1845—1894年间，有近代化的船舶修造业、印刷业、食品工业、缫丝业等数个新型的工业门类；1895—1911年间，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又涌现出11个新的工业门类；据1933年的统计，短短20年间上海近代化工业门类从22个增加到62个。^[10]新的产业类别的产生说明了现代产业部门正在向纵深发展，上海正渐渐摆脱单纯的以港兴市的贸易城市格局，进入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当然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上海现代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仍然过于偏重纺织工业等轻工业，这一产业结构是工业化早期的普遍现象。1933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达到11亿元，超过了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1]1936年，上海全部近代工业产值（包括全部外资产值）为118 225.5万元。^[12]其中生产总值在千万元以上的主要产业类别有以下四大类：除原有的棉纺织业（19 966万元）、缫丝业（1 685万元）、面粉业（6 891万元）以外，又有卷烟业（5179.8万元），这四个行业的总产值共达30 322.6万元，占全部民族工业产值8亿元（内有小部分外资产值）的37.6%。^[13]

当然须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制造业水准仍然相当低下，缺乏效率，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压榨工人血汗的剥削方式，即所谓利用廉价劳动力。据相关研究证实，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产业工人的生产力仍然严重地落后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工厂工人的人均净产值只相当于一个德国工人或英国工人的1/9左右；对比美国工人而言，则更下降为1/19。^[14]上海工业结构畸形，生产消费资料的轻纺工业同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两者的比重极不相称。据统计，1949年轻纺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8.2%，其中纺织、面粉、卷烟、造纸、橡胶、制革、制皂、火柴8个行业产值即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6%。而重工业产值却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8%，重要生产资料基本上依赖进口。机器工业经长期发展，其主要业务不过为舶来机器设备修配、保养，制造机器不多。^[15]

与现代制造业的兴起相一致，银行、保险等金融产业也在外资的引导下逐渐产生、发展、壮大。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以后，50年代又有汇隆、呵加刺、有利和麦加利四家英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1860年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英国的汇川、利华、利生、利升、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也相继开办。外资银行业的发展相当迅猛，中国银行发行的《旧中国外商银行调查资料》显示，到1936年，设立在上海的外资银行计有20余家，其主要经营的业务有国外汇兑、存款、放款、抵押放款、套汇、现货与期货金银交易、外汇与黄金套利交易、外汇套利、发行纸币、经营债券本息、投机买卖等十余项。^[16]与中资银行不同，外资银行的商业运作更加大胆，注重所谓中间业务的提升，而不仅仅依靠存贷差维持。他们积极地开展中间业务如外汇投机买卖，追求无风险套利，即所谓的绝对收益。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钱庄也在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一些大钱庄“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账辄盈数十万”，但由于本身的财力有限，大钱庄的资本“至多无过五万”。^[17]

伴随外资进入，外国的企业、商业观念和商业模式亦不断输入，催生了上海产生一系列新的现代产业部门。中国人自办的现代企业也逐渐发端。以新开设工厂为例，辛亥革命当年上海新开设工厂只有9家，1914年新增26家，到1921年新增工厂数达90家。^[18]以机器工业为例，甲午战争前，中外资本设立的船舶与机器修造工厂共有18家，到1920年止，仅民族资本所设工厂就达114家。^[19]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业也在外资引导下在上海逐渐产生、发展、壮大。到民国初期，上海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中国本土的钱庄与银行业因借鉴外国银行的管理经验而有所发展。1911年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尚不足1亿元，而到1921年，存款总额已近5亿元。^[20]在金融业带动下，证券市场亦渐趋发达。1914年12月，《证券交易所法》经北洋政府颁布实施。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翌年5月，原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21]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格局变化巨大。1912年，华洋分界的城墙被拆除，代之以环城马路。1914年，分隔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洋泾浜被填平。嗣后，随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西扩，都市面积急剧膨胀。到1921年，上海城区面积比开埠时扩大了10倍。公共交通也有了重大进步。1914年，无轨电车被引入，“该项电车式样系本埠电车公司工程师所特制”，“可容有二十六人之多”，且“虽最狭之街道，该车亦能通行无碍，且该车停顿之处并无一定，乘客上下可随地为之”。^[22]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园、电影院等新型公共空间应运而生。不断涌入的移民，以及包括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着这些开放的都市新景观。在都市空间内，逐渐产生了一套现代生活方式。城市上层以及中产阶层的衣着、语言和社会行为也随西风起舞，展现一个与传统乡村截然不同的城市世界。百货公司、影戏院、小家庭以及新创的社会阶级专用名词等等，均反映出1920年代一种混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面向。

总之，上海经济之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让中国人见识到一种崭新的经济样式，打开了一扇新的机遇之窗。另一方面，上海的不均衡发展，凸显这一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由此而产生一个现代与传统分立的二元格局。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把各个区域编织进等级化、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延续状态被打破，不彻底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现代性便成型了，从而构筑了畸变的现代性叙述。

二、新兴工商阶层的兴起

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上海人口亦快速增长。据统计，1910—1915年间，上海新增人口达71.7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4万人。此后直到1920年代初，每年仍新增10万人左右。^[23]到1920年，上海人口已达229万，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而中国第二大城市天津的人口为77.5万，尚不足上海的一半。^[24]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导致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新的城市社会阶层逐渐崛起。

近代上海工商经济的勃兴，造就了包括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家集团。上海的工业资本家群体是由工业化本身所孕育的。譬如，上海纱厂承办人的出身背景与其他城市（如天津）的情况有着显著差别。^[25]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上海新兴企业家，年富力强且大多出洋留过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发展状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因而也更容易摆脱传统的束缚。^[26]他们与城市其他精英阶层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较有活力的社会力量，这既指他们在捍卫自己权益方面，也指他们在对待较大公共议题方面。

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公职人员成为新中产阶层的主要构成。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一般而言，这个中产阶层群体包括职员与自由职业者（专业人士）两个职业集团。不少研究者也认为，上海的中产阶层，包括教师、记者、律师、医师、作家等文化人和公司职员等。这一阶层人数众多，各职业种类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也不小。^[27]早期职员多分散于各行业、机构中，互不联络，及至抗战前，一些行业机构如金融业等随业务发展而集中了大批职员。这些以办公室（写字间）作为职场的中产阶层成员也被当时人称作“写字间阶级”。中产阶层的职业集团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的职员阶层在抗战爆发前总人数达到27万之多。^[28]据卢汉超的研究，此时上海职员人数大约为25—30万人。^[29]另据估计，民国时期上海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总数大约为20 000人。^[30]两者累加，三十年代后期上海中产阶层人数应该达到29—32万之多。假若算上他们的家属在内的话，依据工部局工业社会处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对上海职员家庭的统计，每户中国职员家庭的平均人口大致在6.55口到6.60口之间。^[3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部局工业社会处对上海职员的统计是将职员与自由职业一起统计在内的，并且明显将职员与工人区分开了。对比之下，据1930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工人人数不过1 104 396人，其中工人人数最多的上海也只有区区362 894人。^[32]到了1946年，虽然历经战火，中产阶层的人数仍有增长。根据当时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报告：“目下上海有组织之工人六十万左右，有组织之职员四十万左右，农会遍设四郊，仅一二万人，其他自由职业如记者、律师、会计师、医师等无确切估计，约三万余人。”^[33]也就是说有组织的职员就有40万左右，仅次于工人。医师、记者、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也已达到了3万余人。此时上海中产阶层总人数大概是43万人。中产阶层显然已经成为上海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股社会力量。

按照《申报》一次对中产阶层调查的转载评述：“就分析观察所言，职员家庭，属于所谓‘长衫’阶级者，处境最难，其收入较低者更甚。”“一百家中，家主正薪在旧法币一百元至二百元以下者占42%，在一百元以下者占22.2%，二百元以上者占36%。”那么当时的实际消费水平到底是如何的呢？《申报》评论认为：“即在战前，币值未贬，八口之家，薪给百元，平均一人，只以十三元弱，不足维持衣食住行之资。职员家庭，子女众多，平均得3.45人，工人家庭2.14人。”^[34]可见，即便月薪百元以上的所谓薪给职员，由于家庭人口负担众多、上海的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生活压力也相当大。

当然这个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水平同质化的阶级。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集团可以被认为是水平同质化的阶级。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时髦的词汇“新中产阶层”中所包含的职业并不相同。只要想到白领世界模糊不清的边界，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份职业拼盘会吸收了如此众多的互相冲突的理论，而它的一般形象又何以大相径庭。他们缺乏一个公认的名称，白领、薪金雇员，或新中产阶层是可以交替使用的。^[35]

此外，上海中产阶层仍然被明显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专业人士与职员阶级。就整体而言，专业人士的职业声望、教育水平、收入乃至社会地位普遍高于职员群体。他们可以被称作中产阶层中的精英层，而与之相对的职员群体则可以被称作大众层。这一点与工人阶级中也可以分为所谓工人贵族与低技能的非熟练工人颇为相似。近代上海专业人士与职员阶级间有着较明显的区分界线，这是与西方情况截然不同的。根据米尔斯的研究，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中，老式中产阶层向新式中产阶层的转换中，经历了诸多明显的变化，而其中的每一个变化又都是那样广袤和深远。“大多数专业人士现在都是工薪雇员；许多专业工作互不搭界，它们经过标准化并被纳入经过培训的技能和服务的新等级组织之中；深而窄的专业化已经取代了自我培育和广博的学识；助理们和其他辅助性专业人士承担了日常琐碎的尽管也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工作，而成功的专业人士则变得越来越精于管理。在某些领域，这种转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理性化本身都似乎被从个人手中褫夺过来，作为一种新型的脑力被植入睿智的科层制度当中。”^[36]也就是说专业人士自身也被高度“职员化”了。大部分的专业人士已经不再作为独立开业的律师、会计师等，而是作为律师所的雇员以及大型会计行的雇员而谋生。作为一个整体的专业人士群体已然被高度组织化，被纳入了科层制的结构中。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现代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世界。组织懂得如何将人变成一个有效率的现代集体机构——国家、军队、政党、办公室、工厂、实验室以及专门小组——中的运转自如的齿轮。

结　　语

在上海兴起的过程中，以港兴市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大特点。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太平洋的西岸，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的中心，长江由此入海，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天然良港。地理位置决定命运，拥有优良地理条件的上海，在开埠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跃升为远东第一大港。据1936年海关统计，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的55.6%。^[37]此时的上海人口总数也达到380万，^[38]已然成为世界第五大和远东第一大都会。

还需要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人在想象天下的时候，常常局限在一个帝国的范围内，所谓“外面”总显得非常遥远。可是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带来了新的地缘视野的知识，中国的“世界”意识发生了质变。中国进入了“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时代。东部沿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压迫，对出海口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促使了上海的崛起，这是一个时代的主题。由此，明清时代的江南慢慢形成了以海洋格局下的上海为中心的状态。

租界的繁荣与发展也对华界具有示范和吸引作用。在租界的示范影响下，华界尤其是闸北也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并逐渐成为上海一个新兴城区。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租界建设的刺激下，也制定了大上海计划，意图迅速在江湾兴建一座上海新城，即一个新的市中心，从而与租界中的另一个市中心遥遥相对、分庭抗礼。闸北的兴起与大上海计划建设，代表着近代上海人在城市发展方面对西方的学习和抗争。

然而，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由于日本的侵略，城市中心未能转移，而闸北等华界的新区也在日军的轰炸下沦为一片废墟，原本欣欣向荣的闸北从此成为上海的“赤膊区”（贫民窟），命运多舛的江湾也两遭劫难。经此一劫，上海的城市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停滞不前，遭遇了近代化的挫折。

此外，亦需要关注近代上海的资本家群体。众所周知，近代上海商人起源于买办群体。买办商人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商，是最熟悉海外贸易和世界通行规则的资本家群体。这一点，决定了上海资本家群体不同于传统官商，这是近代上海都市海洋文明的鲜明特点。

The Oriental Pear:Oceanic China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Shanghai

Jiang Wenjun

Abstract:Since 1840，it is the two society in modern China，also known as a social pattern of dualistic.One is the society of the eastern coastal cities affected by the west，in addition to the vast inland rural areas.Starting from this concept，we can divide China into“coastal China”（eastern coastal regions）and“inland China”（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In the“coastal China”，the economy is gradually capitalised，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capital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trade and export active，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modern economy.Modern Shanghai is the center of the Oceanic China.

Keywords:oceanic China，modern Shanghai，urban development

【注释】
(www.daowen.com)

[1]作者简介：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美］林达·约翰逊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英］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4]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书店2006年，第334页。

[5]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6]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7]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3页。

[8]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7页。

[9]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台北“国史馆”1998年，第414—415页。

[10]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31—32页。

[11]黄汉民：《1933和1947年上海工业产值估计》，《上海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

[1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2页。

[13]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第213页。

[14]L.Rostas，“Industrial Production，Productivity，and Distrition in Britain，Germany and U.S.1935-1937，”The Economic Journal，Vol.53，No.209（Apr.1943），pp.39-54；Pao-San Ou，Foh-Shen Wang，“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Enployment in Pre War China，”The Economic Journal，Vol.56，No.223（Sep.1946），pp.426-434.

[15]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第309页。

[16]《旧中国外商银行调查资料》，《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

[17]《综论沪市情形》，《申报》1884年1月23日。

[18]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第63页。

[19]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04页。

[20]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3年，第298页。

[21]张一凡、潘文安：《财政金融大词典》，世界书局1937年，第53页。

[22]《记上海之无轨电车》，《协和报》1914年第4卷第36期。

[2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91页。

[24]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25]参见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第414—415页。

[26]以上海总商会董事会成员的年龄结构为例，1920年改组前后，50岁以下的会董30名，在董事会占85.3%。参见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第419页。

[27]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九卷，第164页。

[28]上海市总工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远东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29]卢汉超著，段炼等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30]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31]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处关于华籍职员生活费的临时指数》，上海档案馆U1-10-58；《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处关于上海市生活概况的调查报告》，上海档案馆U1-10-129。

[32]《全国工人约100余万，以上海广州汉口三处为最多》，《中央日报》1931年4月14日。

[33]《吴开先报告社政》，《文汇报》1946年4月5日。

[34]《中国职员生活程度（四）》，《申报》1942年8月9日。

[35]［美］C.赖特·米尔斯著，周晓虹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

[36]［美］C.赖特·米尔斯著，周晓虹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第87页。

[37]胡平、吴太昌：《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38]吴景平：《抗日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