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彬^[2]

摘　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及范畴加以界定，分阶段探讨了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指出其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时仍维持强劲势头，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中西交流碰撞，推动了明清中国变迁，而且促进了台湾与东南亚的开发，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消费理念，其影响极为深远。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中心的东移、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是福建能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福建　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渊源　重要贡献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北与浙江毗连，南与广东相接，与台湾隔海相望，海岸线长达3 324千米，大小港湾多达上百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福建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及范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虫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中将丝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3]丝绸之路“使用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4]。该商路以丝绸命名，是因为中国丝绸主要通过该商道远销中亚、欧洲，享有盛誉，以至于当时希腊和罗马称中国为“丝国”。如中国在拉丁文中被译成Sina，即源于古希腊文Sinai。丝绸之路形成于两汉时期，此后两千多年中，成为中外陆路贸易的主干道。

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提出：“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以婆庐羯为要港。”^[5]他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但未能被学界立即接受。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了专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较大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的附论部分《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中，专门讨论了以广州为转口中心的海道丝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者陈炎正也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后将其成果辑成《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此后，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及一系列相关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不断扩大。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海上丝绸之路较之陆上丝绸之路，交易的大宗商品除丝绸外，还包括瓷器和茶叶，尤其在明清时期，瓷器和茶叶外贸金额更是大幅超过丝绸。因此学界对其又有“丝瓷之路”、“丝茶之路”、“茶叶之路”等不同称呼，“但丝绸出口贯穿始终，称丝绸之路可以涵盖全体，且更形象，更具浪漫色彩，业已被广泛接受”^[6]。随着研究渐趋成熟，一些学者专门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如赵春晨对“海上丝绸之路”作了如下定义：“它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7]但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作为地理空间概念，不仅代表中外经济贸易关系，还表现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是依托该商道的古代中外友好关系的综合反映。如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政治行为，无强烈的经济动机。就范畴而言，唐宋以来，朝鲜、日本、琉球等国与我国往来频繁，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括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红海，远抵欧洲的南海航线，还应包括前往日本、朝鲜的东海航线，并应将十六世纪后兴起的跨太平洋抵达拉美的航线纳入其中。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是否延伸至近代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陈炎主张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外，近代亦有海上丝绸之路；林士民、沈建国以宁波港为例，将近代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萎靡期；陈高华研究员则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结；赵春晨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下限是作为古代、近代中国历史分界的鸦片战争。由于近代开埠后，中国社会变迁剧烈，较之传统社会呈现诸多不同，尤其在国际关系方面，有着诸多时代特征，但通过对历史连续体的考察，能够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更准确地把握其时代内涵及特殊地位，更好地实践“以史为鉴”的治学理念，因此本文将近代也纳入考察范围。

二、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历史上我国通过海路与各国所形成的贸易网络，由于出口的商品以丝绸、瓷器为大宗，又有“丝瓷之路”之称。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成为我国与各国友好往来、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海上丝绸之路随国际形势不断演变，福建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优势，在该商贸网络中的地位逐渐凸显。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军南下，征伐百越，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闽中郡，将两广及福建地区纳入了秦朝的版图。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除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以长安为起点、途经河西走廊、远抵安息（波斯，即今伊朗）的陆上丝绸之路外，还积极经略南方，开辟以徐闻、合浦为起始港，途经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华夏器物行销西方，深受罗马贵族的喜爱。当时福建虽设立闽中郡，但开发有限，文教未兴，在海外贸易体系中扮演着中转枢纽港的角色，对外直接联系较少，如《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郑弘上奏，“开零陵、桂阳峤道”，改海路运输为陆路运输，可见当时途经东冶（今福州）的航线并不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陷入分裂，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战乱不断，局势动荡。中原士民为此纷纷南下，推动南部地区的开发，对外联系日趋频繁，航海贸易逐渐兴盛。如孙吴政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后“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夷洲即今天台湾，可见当时航海技术已较为先进，能够支持数万人的军队渡海作战。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中国与东部岛国建立了密切关系。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多次派遣使者赴华，被尊为亲魏倭王，获赐金印。许多波斯萨珊商人、天竺僧侣也通过海路来华经商、传法。南海（广州）超越交趾，成为南方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福建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地位凸显。如孙吴政权在此设立典船校尉，建立温麻船屯，作为造船的重要基地，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立温麻县，隶属晋安郡（今福州）。天竺优禅尼国僧人真谛取海路经东南亚来到广州，在梁朝都城建康等地弘法，后欲归国，辗转至晋安郡，“遂欲泛舶棱伽修国”，因“道俗虔请，结誓留之”而作罢，后又泛小船至梁安郡（今泉州），更装大舶，欲返西国。^[8]此处棱伽修国指马来半岛，西国指天竺国，而从福州、泉州均能乘船前往，显示福建与海外的交通亦趋于成熟。

唐代前期，太宗统一全国后，趁东突厥内乱之际，迅速将其平定，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并派兵征服高昌、焉耆、龟兹等国，设立安西都护府管辖四镇，恢复汉朝对西域的治理，陆上丝绸之路遂得以畅通，敦煌、阳关、玉门等地成为沿途商业重镇。与此同时，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南北经济文化不断交融，吸引了大食商人、日本遣唐使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经商、求法，学习中华文化，在南北丝路的共同支撑下，唐朝国力臻于顶峰，成为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万邦来朝，经济极为繁荣，长安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渐衰，回鹘、吐蕃崛起，安西四镇先后被攻陷，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断绝。与此同时，北方藩镇割据，赋税难征，唐王朝只能依靠东南沿海地区维系运作。为开辟税源，唐王朝出台了诸多措施，在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发展海上贸易。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渐渐超过陆上丝绸之路，在我国对外贸易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广州作为南海交通最重要的港口，不仅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而且番人众多，数以万计。除广州外，扬州、明州、登州也成为重要的商埠。福建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贝（约951—911）在其著作中，将Khanfou（广州）、al-wakin（交州）、Djanfou和Kantou（扬州）列为中国四大贸易港之一。桑原骘藏（1870—1931）经过考证，认为Djanfou即泉州。^[9]许多外国人在泉州生活定居，甚至长眠于此。在泉州东郊灵山，仍保存有该时期修建的伊斯兰教圣墓。福州亦是重要的对外商埠，据立于唐大中十年（856）的《球场山亭记》碑记载，福州“迩时廛闸阗阗，货贸实繁”，商业极其兴盛，但“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海夷即指前来经商的胡商，由于数量众多，以至于影响了城市风俗。除商人外，日本空海等僧人也来福州开元寺求法，归国后创立了真言密宗。这些都凸显了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积极发展闽国海外贸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成为连接南北海运的重要枢纽。

北宋建立后，虽然结束了长时期的分裂局面，却受到辽、西夏等国的军事威胁，陆上丝绸之路受到极大影响，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宋代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尤其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更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港口。除传统的大港外，江南等地的镇江港、青龙镇港、江阴港、杭州港、上海港、太仓港也日渐兴盛，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享誉世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南海门户重镇的广州由于官员对海商过度勒索，导致南海番商纷纷来泉州贸易。^[10]至南宋时，泉州已能和广州并驾齐驱。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11]至元代时，泉州已经超过广州，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由于地位重要，元朝政府于至元十六年（1286），在泉州增置泉州行省，后虽合并，仍将泉州作为福建行省省会，故时人称“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12]。福州发展之势虽不及泉州迅猛，却已是全国丝绸的主要产区，产品远销海外。福建商人的贸易网络北至高丽、日本，南抵南洋，西至孟加拉、大食，闽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海外贸易有所衰落。日本、琉球等国通过朝贡方式，定期来华贸易，明清政府对交易的商品、时间、人数都做出严格规定。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争贡之役”，闽、浙市舶司被裁，只有广东留存，更使两地朝贡贸易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福建仍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并呈现若干新的特点。其一，贸易中心的转移。由于港口淤塞，泉州港逐渐衰落，至明中期，漳州月港已成为全省外贸的中心，呈现“东接诸倭国，南连百粤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的气象，然而好景不长，月港也渐趋淤塞，贸易中心再次转移，至明末时，厦门成为新兴的贸易枢纽。省会福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仍然有所发展，郑和七下西洋，均须到长乐候风，再从闽江入海口五虎门出海，其舰队有多艘船只在福州建造，船员也多在福州招募。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置福州，设立“柔远驿”，招待琉球使者，成为中琉贸易的唯一港口。其二，民间贸易兴盛。尽管朝廷实行海禁，福建民众却敢于冲破禁令，闯荡海疆，开拓贸易，形成强大的海商集团，其典型者如郑经、郑成功集团。凭借实力，他们以厦门为基地，收复台湾，与清廷抗衡，海禁期间，更是独揽对外贸易，维系政权长达数十年。大批福建民众赴南洋经商，不仅推动经济交流，而且促进了中外文化碰撞。明清西方传教士通过海路来到福建，设立教会，建造教堂，促进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之后，在列强武力强迫下，中国对外开埠，较之传统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有诸多不同，英、法、美等列强成为贸易的主要对象，交易大宗商品由丝瓷转为茶叶等土特产品，贸易关系由平等转为不平等，上海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福建在开埠初期，尚居全国领先，五口通商即包括福州、厦门两城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福州一度成为国际性茶港，对外贸易总额曾位居全国第二，但却仅维系十余年即告衰落，闽江航道淤塞严重，城市基础设施薄弱，以致解放前夕，时人认为其落后上海达半世纪。厦门开埠后不久，成为中国最大的苦力贩卖中心，英法洋行在厦门设立据点，采取诱骗手段，将数十万华工贩卖到南洋、美洲等地。二十世纪，得益于华侨的投资，厦门城市建设较好，但仍与上海等大城市有相当差距。

总之，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仍维持强劲势头，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中心的东移、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是福建能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福建的外贸港口呈南北两点分布。福州地处闽江下游，为闽中北区域的主要外贸港口。泉州港在宋元时期极其辉煌，后因内河淤塞，闽南区域的外贸枢纽港口遂转移到月港，再转移到厦门。除自然因素外，政治因素也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影响极大，泉州港的衰落，与明代市舶司迁移有极大关系，而福州凭借省会优势，在朝贡贸易体系中占据优势，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港口兴衰能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塑造了当地独特的区域景观，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乃至东西方其他国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一方面，中华文化得到弘扬，对日本与南洋等地影响尤深。如唐代日本高僧空海从福州登陆，驻锡开元寺，在当地官员支持下，得以到长安求法，归国后创立了佛教真言密宗，成为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明代末年，福建高僧隐元从厦门渡海，登陆长崎，获得德川幕府支持，在京都建造黄檗山万福寺，形成独特的“黄檗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明清时期，琉球使者来华均须在福州登陆，在柔远驿驻扎后，再北上京城。因此许多琉球人在福州求学、学艺，回国后加以传播，使两地文化至今仍有颇多相似之处。除东亚外，许多福建人前往南洋经商，对当地文化影响极其深远，如越南李朝创始人李公蕴原籍泉州，陈朝创始人陈日煚原籍长乐，他们仿照中国典章制度，推动当地汉化。明清以来，数以百万计的闽人下南洋，使当地建筑、民间信仰、社会组织刻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通过海路，得以向福建传播，如前述真谛大师，毕生致力于弘法，被视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世界第一大港，成为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多元宗教汇聚之处。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搭乘商船，在福建设教会、建教堂。如礼仪之争的爆发，即是因为担任福建代牧的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教。

（2）推动中国社会变迁。近世以来中国社会呈现诸多变化，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是人口数量的膨胀。明清之前，我国人口多在2 000万至6 000万之间徘徊，至乾隆六年（1741）已达到14 341万，道光十四年（1834）40 101万，增速远超前代，其重要原因即是甘薯的大面积种植。甘薯不仅能在沙地种植，而且产量极高，“一亩收数十石”。甘薯原产于南美，明万历年间，福建人陈振龙将其从吕宋引进，福建巡抚金学下令推广，逐渐在全国种植，成为民众应对灾荒的重要口粮。其次是金融体制的变革。近世之前，铜钱是国内的主要流通货币，常因铜矿匮乏而引发金融危机。明清时期，日本和美洲发现特大银矿，而福建商人通过与长崎、马尼拉等港口的贸易，将国内货物输送到国外，换取新开采的白银运回中国，推动了赋税制度变革。最后是开风气之先。福建人通过海外贸易，拓展视野，对相对保守的农耕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如明代思想家李贽为泉州人，在商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形成了其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功利主义的“异端”思想。又如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福州精英群体敢为天下先、能为天下先，活跃于国内政界、军界、学界，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并呈现人才集聚的特征，出现了林则徐、严复等时代名人，这正是得益于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所处的重要地位。^[13]

（3）改变西方的消费理念。福建海商向西方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由于全国丝绸产地颇多，尚难以从文献分析福建丝绸对西方社会的具体影响，但德化瓷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上层社会的消费理念。根据日本学者记载：“十六世纪初，这种白瓷（德化白瓷）偶然通过葡萄牙的东洋贸易船介绍到西欧以后，立刻得到全欧洲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并接受无限的订货。”^[14]武夷茶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十七世纪之前，西方尚没有喝茶的习惯，随着中国茶叶的输入，至十八世纪，英国、法国、北美等地已普遍形成喝茶习俗。这些茶有相当部分为武夷茶，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倒入大海的茶叶正是VarBohea（武夷变种）。由于对茶叶的巨大需求，十九世纪初，西方人士不断深入武夷山勘察，并趁签订《南京条约》之机，选择福州作为开埠口岸，以便于进口武夷茶。

（4）促进台湾与东南亚开发。明清之前，台湾岛开发较少，人口以原住民为主。明末时期，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开展海外贸易，势力逐渐壮大。崇祯元年（1628），闽南大旱，郑芝龙对于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运到台湾垦荒。郑成功驱赶荷兰殖民者后，继续以台湾为基地，开展海外贸易，使台湾得到初步开发，成为东亚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开埠后，台湾的茶、糖、樟脑在欧美市场颇受欢迎，经济发展迅速，逐步实现了近代化。东南亚在宋元时期，社会形态较为原始，许多地方仍以海贝壳作为货币。明清时期，福建民众大量前往南洋经商，不仅推动当地的转口贸易，而且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近代，闽籍华侨集团崛起，许多人成为当地的工商巨子、文化领袖，其贡献不言而喻。

（5）维系福建区域社会稳定。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福建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贸的兴盛，不仅带来造船业、丝绸业、陶瓷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早在明代，福建巡抚许孚远即指出：“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15]清代随着福建人口数量膨胀，粮食严重不足，依赖海米输入。所谓海米，主要是从越南、暹罗等地进口的大米，它多由商人通过海运前去采购，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如“凡内地商民，有自备资本领照赴暹罗等国运米回闽粜济，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带”^[16]，极大地鼓舞了商人。福建民众大量前往南洋，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福建的人口压力。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中西交流碰撞，推动了明清中国变迁，而且促进了台湾与东南亚的开发，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消费理念。福建丝绸之路之所以影响如斯，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国力强盛，文化先进，受到诸国仰慕，所生产的产品能够引领时尚，受到国外民众欢迎；另一方面则是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使福建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而敢于拼搏、敢于闯荡的独特区域人文性格，使福建商人敢于冲破自然限制，不断拓展丝路贸易范围。(www.daowen.com)

四、结　　语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地理空间概念，不仅代表中外经济贸易关系，还表现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是依托该商道的古代中外友好关系的综合反映。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有深厚渊源，福州、泉州、漳州、厦门是对外的主要港口，从隋唐开始，即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宋元时期，泉州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明清时期，尽管政府采取海禁政策，但福建对外联系仍较为频繁，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明清中国社会的变迁等诸多领域均贡献颇多。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得益于其东海与南海交汇处的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东亚与东南亚的咽喉要地。而不惧风险、敢于闯荡的独特区域人文性格，使福建商人敢于创新，不断拓展贸易范围，使海上丝路历千年而不衰。

The Historical Origins between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Xu Wenbin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the concept and categor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ere defined，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Fujian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ere discussed by stages.As a conclusion，it started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bloom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maintained strong momentu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only gradually decline until modern times.The Development of Fujian Maritime Silk Road，not only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and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but also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chang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Western society，make far-reaching impact.Fuji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hich attributes to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the eastward shif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of the deepen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Fujian，Maritime Silk Road，history，important contributions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5BMZ063）的成果之一。

[2]作者简介：徐文彬，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611页。

[4]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1页。

[5]［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167页。

[6]冯定雄：《新世纪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7]赵春晨：《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第90页。

[8]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430页。

[9]参见苏基朗《刺桐梦华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10]杜瑜：《海上丝绸之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11]《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12]吴澄：《吴文正公文集》卷一六《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3]参见徐文彬《近代开埠与地域精英群体兴起——以福州为分析中心》，《福建论坛》2015年第3期，第80—86页。

[14]［日］上田恭辅著：《支那陶瓷之时代的研究》，昭和十一年出版，转引自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15]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四《疏通海禁疏》，明万历刊本，第27页。

[16]《宫中朱批奏折》外交类第342号卷第17号，浙闽总督杨廷璋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