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1]

摘　要：北宋以西北三路陆防为主，未建立海防体系，而南宋背海立国，十分重视海防建设，设立了海防水军和兵寨，形成了以浙西路沿海诸兵寨、浙东路明州诸兵寨和淮东路沿海兵寨构成的北方海防体系，其主要职责是拱卫临安，实际作用主要是弹压海盗；浙东路台州、温州，福建和广南两路沿海兵寨构成了南方海防体系，其主要职责是保卫沿海社会和海上贸易的安全，主要作用也是弹压海盗。南宋海防体系在保障沿海社会稳定和海上贸易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对外防御中实际作用甚微。

关键词：南宋　海防体系　职能

北宋边防重心是以沿边三路为主的陆防，海防处于次要地位。南宋西部边防以川陕和荆襄陆防为主，鄂州以东则以江海防为重心。南宋对海防的高度重视和严密举措是以往历代所未曾有过的。现有研究对于南宋海防的水军设置、海防机构、防御体系及其运行等，强调了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但海防区域格局及其区别、人员和兵寨配置，以及海防的防卫特点等仍可进一步讨论。^[2]南宋海防发挥了怎样的实际作用也是需要重新评价的问题。特别需要从南宋海防防御目标的战略设计和实际功能等角度作客观的评述。

一、北宋海防的设置及特点

戴埴认为，只有三国等分裂时期“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3]，即南宋才开始有了海防。如果从建构海防体系、建立海防观念的角度说，南宋才有了海防之说是成立的。北宋没有成熟的海防经验可借鉴，如汪应辰所说“海道用兵，自昔未有著其法者”^[4]，宋代以前各代都没有。但是，北宋时已有了局部的海防措施。北宋边防重心是西北沿边三路的陆防，但也并非如宋人所说“自与北朝通好，不曾根究海上北界”。实际上在河北路和京东路也有针对辽朝的海防。熙宁八年（1075）朝旨规定登州有“刀鱼战棹司每季那巡检一员，将带兵甲，下北海驼基岛驻札，系以驼基石为界”。政和八年登州升为边州，“登州与北界渤海水路相望，虽称四百里之远，缘风顺一日可到。今升为边州，所以戒不虞也”。有臣僚上奏进一步扩大海防的巡防范围，“驼基孤外，乞以末岛、呜呼岛为界。自末岛之南，又有钦岛，逐岛各乞添置卓望兵员，往来巡逻。如此，则缓急不致失事”。^[5]

苏轼详细地叙述了北宋京东路各州的海防情况：“登州地近东北，号为极边，塞外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每岁四月遣兵戍驼基岛，至八月方还，以备不虞。自景德以后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诸军外更于京师、南京、济、郓、兖、单等州差拨兵马屯驻。”庆历二年（1042）“创置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并旧有平海两指挥并用，教习水军以备警急，为京东一路捍屏。敌知有备，故未尝有警”。“近岁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阳、板桥、涛洛三处”，“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莱州，一百人往密州”，“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州屯驻”。^[6]除了防辽，也同时防御海盗。北宋登州有海盗。刘涣知登州时，“益治刀鱼船备海寇，寇不敢犯”^[7]。王仲宝还曾专门受命“乘驿捕登州海贼百余人，获之”^[8]。“京东路青、密、登、莱、潍五州边近大海，自来逐州沿海巡检司各有入海捕贼刀鱼战棹船”^[9]。沿海各州都有防御海盗的机构和兵船。

京东路沿海因为对辽防御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北宋除在京东路，特别是登州地区设立了专门的海防机制外，其他各路沿海的防卫还是混同于陆防，且尚未得到有意识的重视。以福建路情况为例：宋仁宗以前“福建路沿海州军与外界水路通接，自来未曾别作防备”^[10]，更未设置海防水军。庆历四年福建沿海四州设都巡检，“漳、泉、福、兴都巡检内殿崇班林克勤营军员兵级二百九十一人，置廨宇于泉州惠安，后分置永泰县辜岭”。元丰二年（1079）因提刑闾丘孝直“请沿海州军控扼地分移置巡检”，“于是辜岭都巡检寨移闽县方山渡北岸置”。^[11]该年宋神宗令“新差知福建曹某候到任，专切用心经制。应系沿海地分，外寇可来之处立便擘画防扼设备”，泉州、福州、漳州、兴化军等海边州军海口设置了镇寨，派驻巡检，“把扼海路”。至和、嘉祐年间蔡襄在福建还看到四州分设巡检的情况：“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桩舶船；泉州有同巡检一员，去城七里，每年下海封桩舶船；漳州旧有黄淡头巡检一员，号为招舶，亦是夏间下海；兴化军巡检一员，却在兴化县山中，去军城百里，海上别无巡检。”而且“漳州黄淡头巡检后因转运使高易简奏，移置龙岩县山中大池驿，去州七日，防备盗贼，因此废罢招舶”。^[12]

沿海州军士兵没有水战训练，完全形同虚设，“逐州兵士并不会舟船，出入海路，收捉茶盐，如遇贼人斗敌，多被贼船惯习水势，立见伤损”，完全没有贯彻和体现宋仁宗“沿海州军要得兵甲习会水战以防急缓”的原意。蔡襄建议恢复兴化军和漳州沿海巡检，设“漳州管界巡检，去城五里，却令兼带招舶，每年出海。兴化军管界巡检移近军城，给与舟船，令往来海上巡警”，并恢复“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旧有舟船亦乞量置五七只。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13]，使其稍具防海的能力。

但是福建沿海四州巡检士兵的来源还是步兵，数量也十分有限。四州都巡检熙宁五年就整差拨巡检下厢禁军，“定二百人为额，从福州差拨步军”。元丰三年闰九月“巡检下例招土兵。唯都巡检以地分阔远，仍旧轮差就粮禁军、教阅厢军。宣和令格复以一百七十五人为额。六年，京东安抚使董正封条具收捕盗贼利害，应都巡检下士军乞依一指挥以上三百人为额”^[14]。据上述，可见北宋福建路尚未设置专门的海防水军，沿海各州虽设巡检，但都用步军，宋仁宗后期设置了针对海上防御的巡检或兵寨，但兵力有限，多则三百人，少则一百七十五人，且缺乏训练。

不仅福建如此，广南也是这样。广南沿海“自南汉之后，海贼子孙相袭，大者及数百人，州县苦之”^[15]，存在海盗之患。北宋时广南设有“东西海巡检战棹刀鱼船”和“廉、钦州沿海战棹都巡检”，又有战棹司，熙宁十年宋朝对交趾用兵时“战棹司舟船与贼战斗，颇有杀伤”。广州还设有战船场使臣一员。^[16]这些机构负有海防之责。太平兴国中，杨允恭任广州市舶使兼广连都巡检使，广南沿海海盗仍然十分猖獗，“贼有叶氏者，众五百余，往来海上。允恭集水军，造轻舠，掩袭其首，斩之。余党弃船走，伏匿山谷，允恭伐木开道，悉歼焉。贼寇每遇风涛，则遁止洲岛间。允恭领众涉海，捕之殆尽，贼皆望风奔溃。又抵漳、泉贼所止处，尽夺先所劫男女六十余口还其家”^[17]。海盗甚至肆虐于两浙、福建到广南沿海。仁宗朝，军贼鄂邻流窜于海上，成为海盗，“沿海诸州军长吏处置乖方，人户骚动”。北宋时出现这样的大股流窜海盗时，朝廷会派捉贼使臣。宋仁宗曾任命李元伯为捉贼使臣，从两浙沿海追捕鄂邻，直到广南。^[18]但北宋还未见设置专门的海防水军。直到南宋初，福建和广南“两路帅司，并无战舰水军，遇有海寇，坐视猖獗，不能进讨，止是于沿海摆布些小兵卒，为保守之计”^[19]。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广南西路经略安抚提刑司还说到“广西琼、雷、化、钦、廉等州自来不曾置水军，遇有海贼冲犯，如蹈无人之境”。该年招募水军四百，用先锋战船六只，面阔一丈六尺，又大战船四只，面阔二丈四尺，二百人在雷州驻扎，二百人于琼州驻扎，^[20]才有了海防水军。

可见，北宋除在山东设置了数量有限的海防水军外，两浙、福建和广南的海防主要依靠巡检土兵，出现大股海盗时则由朝廷派遣捉贼使臣，海防设置总体而言还比较薄弱，更未形成海防体系。

二、南宋江海防体系的构建

相对于北宋而言，南宋海防有了质的变化。南宋初对江防和海防作了地理的分界。建炎三年（1129）以“吏部郎官郑资之除沿江措置防托，监察御史林之平为沿海措置防托，并许辟置僚属。所管地分，之平自杭州至太平州，资之自池州至荆南府”。“（郑）资之请募客舟二百艘，分番运纲把隘，（林）之平请募海舟六百艘防扼。”“林之平自（建炎三年）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21]即太平州以下长江段直至杭州都划为海防范围。孝宗朝基本稳定为将浙西路常州、江阴军、平江府沿江纳入海防，浙西路镇江府和江东路建康府及其以上则划为江防。乾道三年（1167）知建康史正志兼沿江制置使，“自建康至鄂渚舟师并令总之”^[22]。镇江设防江军，另有都统司。但在长江口附近，江海防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平江府许浦水军主要职责是海防，但“累蒙朝廷调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应援，防护江面”^[23]。

（一）南宋海防机构和海防水军的设置与分布

南宋初曾试图从淮东、两浙到福建，建立统一的海防体系，设立了统领闽、淮、两浙四路海防的机构。绍兴二年五月，以仇悆充“福建、两浙、淮东沿海制置使”，“置司平江之许浦镇”。同年七月吕颐浩建议：金朝从海道北来，航路有二：一是从深海直至定海县（称浙东航路）；二是自通、泰沿海岸南下，直至临安府江岸（称浙西航路），“万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应两路事宜。乞令仇悆管浙西、淮东路，别差一员管浙东、福建路”^[24]。于是以仇悆为浙西沿海制置使，置司许浦镇，吕源为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定海县，分为两个海防体系。

金朝退兵以后，沿海制置司看似已成闲余机构。绍兴二年十二月有臣僚提出，浙西沿海制置使仇悆“别无措置，但责巡尉分地而守，州县官皆可任此事”。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吕源在浙东，尤为端闲”。于是绍兴三年六月宋高宗“诏省浙东沿海制置司”，“（吕）源俟来春结罢，其海舟令明州守臣兼领”。只是因为“控扼山东海道，尚为不可废者”，乃命“（仇）悆移司定海县，并浙东领之”。^[25]仇悆以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统领淮东、浙西两路和浙东路海防。福建路海防事务不再归属沿海制置使管辖。绍兴三年七月以郭仲荀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26]

此后沿海制置司几经分合。绍兴六年十月为加强对金朝的海上防卫，强调“通州管下料角最系贼船来路紧切控扼去处”，又以梁汝嘉为浙西、淮东沿海制置使，王彦副之，^[27]机构以“浙西、淮东路沿海制置使司”为名，实际又恢复了分路负责的格局，^[28]只是绍兴三十二年在宋金交战状态下一度临时以李宝为浙东、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29]自仇念开始，知明州所兼沿海制置使不再冠以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而仅称沿海制置使，直属枢密院，名籍、财用、器甲、船具之数季月一报枢密院，军情三日一报枢密院及尚书省，^[30]管辖范围“以绍兴府，温、台、明州为地分”。绍兴八年令以浙东安抚使知绍兴府兼使司，绍兴十年恢复以知明州兼任。十一年罢沿海制置司，隆兴元年（1163）复置司，“仍以绍兴府，温、台、明州为地分”，所部州县军兵、将官、巡尉及本地分内屯泊官兵并听节制。^[31]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司后废罢。孝宗朝浙西水军先后改隶殿前司和御前军，于许浦置水军都统司，统管浙西路沿海水军，称御前水军。^[32]浙西江阴军、顾迳、澉浦水军都归属于许浦水军都统司管辖，^[33]负责浙西沿海和长江口的海防。

设于明州的沿海制置司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成为稳定设置，隆兴元年赵子㴋以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以下，赵伯圭（两次出任）、张津、赵恺（两次出任）、赵彦逾、韩元礼、赵善湘、叶梦鼎等都是以知明州（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34]二是沿海制置司已经成为只负责浙东一路海防的机构，即“以绍兴府，温、台、明州为地分”。韩元礼称“温、台、明、越四郡海道辽阔，盗贼出没不常。州县各顾其私，不相统一，出彼入此，无由捕获。于是专立沿海制置一司以统之，假以刺举之权，故能使沿海州县戮力一心，不敢私自纵容，盗贼无所隐庇”^[35]。仇悆和赵伯圭也曾说“温、台、明、越四州地分阔远，海道浩渺，欲自越州至温沿海处，随宜并置烽火，以相应接”，“温、台、明州海道有贼出没，已捕获贼徒”。^[36]他们在沿海制置使任上也仅考虑浙东路的海防问题。三是沿海制置司同时管辖沿海州县军事，即所部州县军兵、将官、巡尉及本地分内屯泊官兵并听节制。

浙东沿海制置司水军南宋初人数不详。绍兴十一年“兵随司罢”，罢除沿海制置司水军。三十一年宋金开战，明州城下复屯殿前司水军二千人。隆兴元年沿海制置司复置，正值海寇朱百五等猖獗，这二千殿前司水军归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赵子㴋指挥。二年，寇平，赵子㴋奏请朝廷将二千水军留用于明州，并再“乞招置水军一千人”，“自是明州驻兵为额三千”。乾道七年沿海制置司统制林文“自福州带来水手一千，拨付兵额，始有四千人”。正因为重新恢复后的沿海制置司基础兵员来自殿前司，所以武官设置皆依殿前司体制，即“制置水军本殿司，故有统制、统领以统之”^[37]。乾道五年“以明州定海县水军为御前水军”^[38]，但沿海制置司仍然存在。

绍兴三十年“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万人”^[39]。这是对金战事将起的特殊形势下各地调集的兵马，非浙西水军的定额。乾道中，浙西水军先后改隶殿前司和御前军，以许浦水军都统司统管浙西路及楚州等淮东路沿海水军，最初“以三千人为额”^[40]，《吴郡志》直接称“御前许浦水军”。乾道七年以七千人为额，淳熙三年（1176）因冯湛奏请增额五百人，五年又因于友奏请再增额五百人。^[41]《琴川志》称浙西“水军凡八千人”^[42]，应该就是指淳熙五年的数额。以后又陆续增加。绍熙元年（1190）增福州寄招梢碇水手三百二十人，续增水手一百八十人；嘉泰四年（1204）招募贩倭人二十人；开禧二年（1206）增招收三色军兵五百人、效用一百人；嘉定十五年（1222）增招梢碇水手八百四十人，“与元管军兵总以万人为额”^[43]。宝庆元年（1225）许浦水军又增招至一万四千人。^[44]

许浦都统司水军分屯于江阴、顾迳、澉浦等地，都统司“兵额虽曰万人，除分屯顾迳、黄鱼垛、江阴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处捍御，出江下海，巡捕盗贼，诸杂轮流差使，逃亡名阙外，许浦在寨人数无几”^[45]。分屯于江阴的水军，乾道四年初置三百人，后“自泉州调发”二千人，沿海制置司驻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46]顾迳水军淳熙间为五百人，后增五百人，又增千人，达二千人。宝庆元年顾迳水军又“增招二千人”^[47]。澉浦水军初于“淳祐间拨许浦水军百人于长墙山下，岁易一戍”。开禧元年始置澉浦水军寨，屯一千五百人。^[48]绍兴三十年“遣明州水军三百戍昆山黄鱼垛，巡捕槽船之为盗者”^[49]。但许浦水军分屯黄鱼垛人数不详。浙西水军还有“常州管下魏村镇水军寨，定额五百人，实仅三百五十人”^[50]。乾道五年淮东路通州置水军，^[51]人数不详，属许浦水军都统司管辖。

福建水军主要是殿前左翼军水军和安抚司巡检水军。左翼军由绍兴年间屯驻福建的殿前司军扩编而成。绍兴十八年应泉州士民之请，朝廷命殿前司刘宝军留驻闽中，以备盗贼，与福建安抚司部分军队合编为殿前司左翼军，共二千七百七十五人，并听刘宝节制。次年安抚司再拣选一千五百人，绍兴二十五年复招刺吐浑一千五百人，驻扎泉州，漳州亦屯戍三百人。^[52]此后的左翼水军有三千人。^[53]左翼军水军设置级别低于许浦水军。“许浦系御前水军，置副都统制”，而“左翼止差统制官”。^[54]

广东水军南宋初人数不详，“乾道五年增至二千人”，即摧锋军水军二千人。另有潮州水军“乾道四年置，二百人”^[55]。淳熙四年二月下诏“镇江、建康府，池、鄂州都统司御前水军、沿海制置司、武锋军，各于所管水军正、副将内，选择大使臣以上，能统众、曾于海道立功之人，保明一员，申枢密院”^[56]，从中选拔广州水军统领。可见南宋对广东水军建设的重视。广西琼、雷、化、钦、廉等州自来不曾置水军，绍兴三十二年招募水军四百，于琼州和雷州各屯驻二百人。^[57]

除了殿前司、御前、沿海制置司，以及左翼军、催锋军等正规水军外，地方的巡检所辖土兵和县尉所辖弓手也是海防力量的组成部分。江海防“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58]。各路皆设巡检，属安抚司。浙东路“绍兴府余姚县眉山、三山、庙山诸寨，皆系沿海控扼去处。内安抚司水军统辖眉山寨驻札一员，三山、庙山寨官各一员，并明州沿海制置司海道干当使臣三员，并专以捕盗为职”^[59]。明州有九寨巡检土军，共一千四百八十三人，“与定海水军相为犄角”^[60]。其中三姑、烈港、海内、岱山、管界五寨兵额一千一百一十八人。名义上沿海制置司可以节制安抚司系统的土军，“土军亦听水军统制节制”，但节制常常是徒有其名，“虽听水军节制，然各有寨官统辖，无舟船可以往来，水军相去遥远，所谓节制者皆具文”。^[61]浙西路沿海也有土兵，许浦巡检寨、福山巡检寨和白茆巡检寨各有土兵一百四十四名，淳祐九年（1249）置福山水军、江湾水军三百人，^[62]同时有防江防海之责。

福建路左翼水军人数不多，安抚司辖下巡检土兵担负着重要的海防职责。福州管辖的最重要的巡检寨是连江县荻芦寨和侯官县延祥寨。绍兴六年七月福建安抚司“奏置水军三百人，分隶福、兴、漳、泉都巡检（荻芦、延祥）两寨，每寨一百五十人”，“以安抚使司水军统领兼福、兴都巡检使”。绍兴九年四月福建都巡检迁于荻芦寨。此后福建水军人数总体不断增加。绍兴二十八年应福建安抚司奏请，荻芦、延祥两寨水军各以三百人为额，次年从土豪水手共拣土兵六百三十一人，其中荻芦寨选取一百五十四人。乾道七年荻芦寨水军添至五百五十人，淳熙年间又减为四百四十五人。延祥寨水军绍兴十五年以五百人为额，二十六年大部分被拨隶泉州，仅存一百二十八人，二十八年又增补为三百人。绍兴三十年管二百九十七人，一半被调往明州，仅存一百四十九人，三十一年再次增招至四百五十人。乾道七年增至六百人，淳熙年间管五百五十二人。^[63]上述所见荻芦、延祥两寨水军乾道七年人数最多，共计一千一百五十人，淳熙年间共计九百九十七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福州延祥寨千人，^[64]应该是指福州管辖荻芦、延祥两寨水军之和。淳祐三年“诏福州延祥、荻芦两寨并置武济水军，摘本州厢、禁习水者充，千五百人为额”^[65]，人数有所增加。除荻芦、延祥两巡检寨以外，福州还有海口巡检、甘蔗洲巡检等。兴化军、泉州和漳州沿海皆有海防兵寨，所屯水军既有左翼水军寨，也有安抚司土兵寨，但具体人数的记载甚略。绍熙元年泉州水军和漳州水军共有六百人，^[66]应该是土兵水军。左翼水军在泉州所设宝林、法石、永宁三寨屯驻水军共五百七十六人。^[67]

县尉所管弓手有捕盗之责，沿海县分就包括讨捕海盗。“明州外邑曰昌国，曰象山，皆居海中，海道盗贼出没，全籍县尉随时擒捕。”^[68]史籍常见县尉捕捉海盗的记载。如，漳州沙淘洋海战中，“晋江县尉捉到贼探朱十四一名，惠安县捉到贼探林庆郎一名”，逃往北洋的海盗“续被温州乐清县尉捉获”。^[69]方信孺任番禺县尉，有“盗劫海贾”，方信孺乘海盗在沙滩上分赃时，出兵抓捕，“不失一人”^[70]。王柟任通州海门尉，“乘轻舟入海涛，捕剧贼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获之”^[71]。王卿月任温州乐清尉，见温州“海寇充斥”，筹划讨捕。^[72]

但弓手人数有限。绍兴三十年知明州象山县俞光疑说：象山县管内海洋阔远，常有贼船结集，县尉所管弓手仅四十五名，而明州“五县尉司各管弓手八十余名”。在他的请求下象山县弓手增为八十名。^[73]但即使增为八十名，遇到大股海盗也无能为力。这就是包恢所说的“寨、尉等力小势轻，固若不足以敌”，“福州又仅有延祥、荻芦两寨之兵稍识海道，曾谙水战。若其它诸尉诸寨非深谙习者，但可为助耳”。^[74]

不论是巡检土兵，还是县尉弓手，都是正规水军的来源。汪应辰说“明州水军有选于诸寨土军者，有选于本州禁军者，有取于诸州弓弩手者”^[75]，而福建左翼水军的重要来源就是分拨延祥巡检寨土兵，因而正规军水军和地方水军两个军事系统难以割裂。

从上述可见，南宋水军兵力配置以浙西路沿海最多，浙东、福建和广南依次减少。但浙东路明州正规水军最多时达四千人，另有地方水军。就一州而言，明州兵力配置甚至可能超过了浙西水军都统司所在的许浦。浙西和浙东明州正规水军人数已经超过其他地区，但宋朝仍常调集福建、广东的水军和船只往浙西和明州驻防。绍兴三十年“有旨广州、泉州、福州三大寨水军拣选强壮各一半，起赴明州”^[76]。乾道七年，枢密院又说明州沿海制置司所招水军“不谙水势”，乃从“广东于增招水军内抽差五百人，福州新招水军尽行发遣，及两处官船、器甲等，并乞量抽。船只，福州延祥寨三只，获芦寨两只，刘崎一只，南匿寨一只，泉州宝林寨三只，潮州水军两只，广东水军天帝元黄宇字号五只，并来明州驻札”^[77]。福建与浙东的被征调船也有发往浙西沿海的：“福建、浙东岁调番船，分戍顾迳、吴江等八处，而总之许浦都统司，以防海也。”^[78]特别是福建船户擅长航海，每年都被征调到两浙防海，即“起福建人船来许浦者，正以其船及舵师皆牢壮谙熟”^[79]。如乾道八年诏福建安抚司“将已招水军五百人毕数起发，仍令诸寨选择堪壮大船五只乘载，往沿海制置司水军收隶”^[80]。淳熙二年福建路“发五百七十艘，用柁师、水手万四千人”^[81]。而且不仅征调水军，普通船户也被轮番征调，“朝廷向来将福建沿海人户舟船籍定数目，分作甲、乙、丙三番，轮流差使”^[82]。福建海船一丈二尺以上登记征调。^[83]

南宋海防体系的构建基本遵照了李纲提出的“防备海道”方略：“朝廷既遣兵将分屯明、越以备不虞，而沿海州县巡尉弓兵，数不为少，合之则势强，分之则势弱。宜命帅司并提刑司，团结成军，于要害地摆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备舟船，巡绰捍御，许以将来事定，重与推赏。”^[84]即由正规水军、巡尉武装和濒海居民共同构成海防力量。正规水军固然担负着海防的主要责任，但巡尉武装和濒海居民在日常防卫和剿捕海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福建和广南沿海防御海盗中作用更为突出。

（二）南宋海防兵寨的布局

上述各路海防在人员、船舶方面的供给、保障上可以看出南宋各路海防有轻重之别，且其任务各有重心。浙西路和浙东路明州海防的主要任务是对北防御和拱卫行在临安，这无疑是全国海防格局中的重心，是需在人员和船只上优先保障的重点防卫区。福建和广南则主要是保障海上贸易和沿海地区安全，处于次要地位。海防兵寨的布局也体现了这一点。

浙西路海防兵寨主要是为了拱卫行在临安而布局的，最重要的是平江府许浦水军寨。“建炎、绍兴间，水军尝戍江阴及许浦、福山诸处，无一定之所。”^[85]许浦水军寨设置于乾道六年，是浙西水军都统司所在地，也是最重要的水军寨，经过了认真的勘察选址。御前水军统制冯湛“躬亲遍历相视海道控扼去处，数内苏州（平江府）许浦镇实控扼之要，港汊深远，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广，可以安立寨栅，比之江阴屯驻之地公议差胜，且去淮甸不远，斥堠相继，易于探报。比之定海驻札之地尤为良便”^[86]。从针对自北方沿海南向长江口的防卫而言，许浦的地位比江阴和定海更为便利和重要。淳熙元年对许浦港作了大修，港口长三十八里，“面六丈五尺止八丈，底二丈五尺止三丈五尺”，许浦口十六里内，浦面阔二十余丈，港口岸“筑通行大路，面一丈五尺止二丈，已皆平坦坚实”^[87]，已经是一个优质军港。

昆山县顾迳作为许浦的辅助兵寨也是海防重地。顾迳水军称为许浦左军，设左军统制驻屯。顾迳在许浦东百余里，“与黄鱼垛相望，转料角，越沙窖，拒山东海界”^[88]。许浦水军都统制吴英曾说：“本司驻札许浦，分屯列戍，管认江海界分渺阔，责任匪轻。所管隘口唯顾迳最是紧要。盖缘坐落杨子大江末流，去海甚近。北通沙窖，密迩敌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兵力最多时超过两千人。许浦港虽称良港，但水深不如长江口的顾迳港。顾迳港修有优良的船坞，“港岸开坞，取令深阔，将战船尽数入坞安着，如法搭盖，不拘大小潮泛，并要浮动，出入快便”^[89]。因而顾迳是许浦都统司大型深水海战船（南船）的停泊港，“海、湖战船尽泊此港”^[90]。而淳熙十一年以前许浦水军都统司的泊船之地是青龙镇，该年殿前司奏请“本司水军驻札许浦，所管南船寄泊青龙，人船相离数百里，遇有发遣前去取船，水陆迂枉。兼青龙港窄狭，水流浚急，欲将南船尽数移戍昆山县顾径港”。朝廷派人考察，认为“顾径港屯泊南船，比之青龙港稍深，去海颇近，委实利便”。于是顾迳成为许浦水军主要泊船港。淳熙十三年“福建路起发到海船”，其中“大南船二十二只，依旧就顾径安泊，差拨官兵一千人，将带衣甲、器械戍守战船”。^[91]

许浦以西，江阴是最重要的海防兵寨。乾道二年殿前司自泉州遣发“官兵二千人，募海船二十六艘，差左翼军统领李彦椿部率，于江阴军岸次系泊，弹压海贼”^[92]。此外如上文所述，常州魏村有水军驻扎，也是海防兵寨。许浦以南海防兵寨有澉浦和金山。澉浦镇“东达五里泉湖，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中有苏州洋，远彻化外”，特别是扼守钱塘江口，为临安门户，“可泊舟帆，亦险要处”，设置了澉浦水军寨。^[93]浙西诸水军中“惟澉浦去京师为近”，“澉浦之外又有所谓金山，乃应干舟楫所必经从梢泊之地”，因吴潜建议而“招水军千人于金山，又为澉浦之外拓”。^[94]

就拱卫临安的共同职责而言，明州海防与浙西实为一体，如“平江府许浦水军与定海水军月差将官巡海，互至书历”^[95]。明州海防是由若干兵寨组成的兵寨系统，沿海有九寨巡检，曰鲒埼、大嵩、管界、海内、白峰、岱山、三姑、岑江、螺头。^[96]其中海内、白峰、管界等寨属定海县。^[97]定海水军每季轮差五十名、将佐一员、战船三只巡防诸寨。^[98]岱山、三姑山、烈港、岑江等寨属昌国县。昌国县诸寨管横江水、土军，以六百三十八人为名额，管巡船三十六只。昌国县诸兵寨中三姑山是都巡检寨，“岑江、冽港置两指挥使子寨，以为犄角”。该寨没有港汊，“仅可摆布战船五只，摊载水军三百人”，但地理位置重要，“系北洋冲要之地，凡海舟自山东放洋而南，欲趋浙之东西，必自此分道”。“三寨土军听定海水军统制节制。每岁拨二百五十人同水军五十人，各三百人出戍三姑。以十月朔往，三月朔还”，同时另派水军一百人、战船三只往来巡逻探报，使三姑不至单弱。^[99]

宋朝设置明州水军是拱卫临安的重要举措之一，即“自中兴南渡，立国钱塘，所以创许浦水军于平江，创澉浦水军于嘉兴，创定海水军于庆元，无非为京师左右前后门户之防”。上述诸寨设置可谓严密，但都处于大洋航路上，金朝若自山东南下，“自胶西放洋，绕淮东料角诸沙之外，自有径截洪道，直达前所谓嘉兴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测之渊而至定海”，即不必经过上述诸寨，而可从里洋航路或外洋航路直入钱塘江，因而吴潜指出，“定海水军防制倭、丽则有余，屏蔽京师则不足”。在他的建议下又设置了向头寨，屯水军五百人。“向头近在定海之里，其面势与金山相直，南抵钱塘，东接温、台，西通苏、秀，北达青、齐，海舟胥此焉出”，位于钱塘江口南岸，“至钱塘江只一潮汛”，可“与金山、澉浦相接，实为行朝密布第二重门户”。^[100]

各寨之间设立烽燧铺，相互呼应。自金山以至徘徊头，创立烽燧，接连澉浦声势。“定海水军一体措置，联络声援”，于“险要均布地界置立烽燧”。定海水军烽燧以招宝山为起点，分为三路。一路自招宝山至海道壁下山，共十二铺；一路自招宝山至沿海向头寨，共九铺；一路自招宝山至沿江本府看教亭，共五铺。铺用兵五名，合干人一名，往来照管巡辖，日则举旗，夜则举火。若“海洋十二铺脱遇云雾四塞，日不堪举旗，夜不堪举火，则以响炮为号”^[101]。

明州海防不管是兵力配置，还是兵寨设置，都可谓严密，是浙东路海防重心。其他三郡都征调民船到明州，将“台、温、明、越四郡民船屯泊于岱山、岑江、三姑山、烈港四处”^[102]。戴栩说，浙东沿海四州中“明、越犹为重镇。若温、台则素无兵备，守令自财赋期会之外未尝过而问焉”^[103]。越州（绍兴府）海岸皆在杭州湾内，海防重要性和实际设置远非明州可比。温州和台州则更不受重视。

淮东路海防要地首数通州。通州“东北正系海口，南接大江，最为要害”。建炎元年在这里派驻“教阅水战人兵，及募人许备战船，入海卓望。昼以旌旗、夜以明火为号”，“于要害处，筑土台觇望”。^[104]而通州军事要地是料角。绍兴六年“分海舟八十艘，屯通州之料角”，诏令淮南“措置控扼海道事务”。^[105]韩世忠曾说：“明州定海、秀州华亭、苏州许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不可不备。”^[106]把料角的重要性与定海、许浦相提并论。李文渊曾说：“海道虽亘数千里，其要害不过数处，宜用舟师，如通之东签料角、平江黄牛垛头是也。”^[107]更把料角置于数一数二的地位。其次，楚州向东达淮河海口，有“地名凫鱼沟、北沙一带抵接淮海，与山东沿海相对”，派驻楚州兵马钤辖，“管海船二百余只，搬运海州军粮、间探之类”，乾道五年又“创置使臣二员，从祐踏逐土豪有材力、谙晓地利、众所推服之人，专充管辖海船，机察淮海盗贼”，也是海防要地。^[108]

从上述可见，长江口南岸西起常州魏村、江阴，平江府许浦、顾迳、黄鱼垛，秀州华亭；长江口向北有通州料角，楚州凫鱼沟、北沙等，向南到钱塘江口北岸的金山、澉浦，以及钱塘江口南岸兵寨密集的定海、向头等，形成了环卫临安的严密的海防体系。

福建滨海的南四州设置了海防体系，“福州尾也，漳、泉首也，福州、兴化之间中也”^[109]，沿海四州设有兵寨，密切相关，以福州和泉州兵寨最为严密。福州最重要的海防兵寨是荻芦寨和延祥寨，其中荻芦寨是都巡检治所（见上文），此外还设有多个兵寨。侯官县有甘蔗洲巡检寨，北宋时即是漳、泉、福、兴同巡检治所，兵员定额一百人。福清县有海口巡检，绍兴三十年有水手六十三人，乾道七年增招土兵，以八十四人为额。长溪县有烽火巡检，北宋时为福州沿海六县巡检，初定兵级三百人，熙宁五年更定一百人为额。绍兴三十年为五十六人，乾道七年增为七十七人。罗源县有南湾巡检，管连江罗源海道，北宋时兵士以七十人为额，绍兴九年有水手五十六人，乾道七年增为一百八人。^[110]淳熙二年知福州陈俊卿说：“福州十三寨，合千九百人，而拣中者已千七百余人，所余逐寨不过十人。”^[111]可见福州兵寨不止于上述。

泉州设有多个兵寨。左翼水军所属初有宝林、法石、永宁三寨，后又增加围头寨。宝林寨在泉州城南一里，远离大海，海防功能不强。法石寨则“正为防海要冲之地”。永宁寨“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围头为泉州南方门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围头之南有烈屿，“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另创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上可接永宁，下可接烈屿，前可以照应料罗、吴屿等处，内可以控捍石井一带港口”。烈屿驻扎土豪乡兵显然属泉州地方管辖。泉州本州管下还有沿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特别是小兜寨，扼守泉州北方，“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112]。另有石井寨、漳泉管下巡检司寨。漳州有漳浦、沿海中栅巡检二寨；兴化军有吉了、迎迁巡检二寨。^[113]这些兵寨各有分管地界，“巡绰海道，合令诸寨分认地界。自岱屿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巡至兴化军寨蓼寨止。自水澚以南，永宁、围头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栅寨止。自岱屿门内外直至东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宁止。逐月一巡”^[114]。

上文论及广东催锋军有水军二千人，潮州有水军二百人，广西雷州和琼州各置水军二百人，皆是专门的海防军队。广州在北宋时就“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东西二口，阔二百八十丈。至屯门山二百里，治舠鱼入海战舰”^[115]。潮州设有海门寨。《明一统志》载“海门寨在海阳县，宋时置，有海门等三寨”^[116]。此外，南恩州阳江县“有海口、海陵、博腊、遂训等四寨”^[117]。

广西沿海有防交趾之责。广西路钦州濒海设有寨铺四：咄步寨、抵掉军铺、如洪镇、如昔军铺；廉州设有二寨：鹿井寨和三村寨。^[118]雷州海康县下有冠头寨。^[119]南宋末，李曾伯担心蒙古自交趾经海路来侵，“交人颇长于舟楫”，“敌虽不操舟，恐安南羽翼之”，他请求“自朝廷遣调福建、广东兵船一千人来戍钦州”，而且认为：“不但钦当备，雷、廉接壤风帆，迅速可至，其可忽哉？”李曾伯在此后的奏章中说到“钦州兵船，今止蒙朝廷调到闽、广两项共一千人”，“所有广东兵船则七月初三日起发，福建兵船则七月十三日经过广州，前去雷、廉、化州”，可见他关于调发福建和广东水兵往戍广西沿海的建议得到了实行。而且广西本地也调兵造船，往钦州防御，“更于雷、化并海近州刷差官民海艘，约亦须可凑及千人。自七月后当并令往钦屯泊”，钦州“已造到轻捷海船二十只，更接续多数增置”。^[120]钦州是对交趾实行海上防卫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地。

三、南宋海防的职能

包恢在《防海寇申省状》中说到南宋北起浙东、南到广东的海防体系：“北而浙东诸郡，南而广东，须一体严行措置，乃常山蛇之势也。盖以三路而论，则广东首也，浙东尾也，福建中也。”^[121]他并没有把浙西路和淮东路包含在其中。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浙西沿海，加之淮东通、楚二州和浙东明州形成了另一个目标不同的海防体系。由此，我们可以把南宋沿海各路的海防分为两个体系：浙西路、淮东路沿海和明州为北方海防体系，其主要目的是拱卫行在临安，具有很强的政治使命；浙东路台、温二州及福建、广东、广西沿海为南方海防体系，其主要目的是弹压海盗，保障海上贸易和沿海地区的安全，在这一点上浙东路的台、温二州与明州有显著区别；广西沿海有对交趾防御的目的，南方海防体系的使命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色彩。

宋代围绕着临安设置了西起常州、江阴，南到明州的弧形防御圈，设置了魏村、江阴、许浦、顾迳、料角、金山、澉浦、向头、定海等一系列兵寨和要塞，正规水军最多时达一万八千人，浙西一路沿海水军最多时就达一万四千人，超过浙东、福建和广南正规水军之和。这些水军属于殿前司或御前军，船只器械及钱粮当然较其他水军更有保障。而明州配置的正规水军和巡检土兵组成的海防力量也达五千多人，超过福建和广南任何一州。而且福建、浙东温州和台州，乃至广南人船例年征调到明州和浙西驻防，使明州和浙西的兵员更超过上述之数。尽管兵员最多，仍常叹船多人少。如常州管下魏村镇水军寨定额五百人，实仅三百五十人，通计大小船舶共五十九只。“通大小每船以二十人乘驾，非千余人不可。今人数不及三分之一，船多军少”，船有干阁损坏之忧。有人感叹“江南之兵方以多船为虑”。可见，浙西和明州成为战船保障最充分的地区。福建是最重要的海船制造地，每年有数百艘海船征调到明州和浙西，但福建“左翼虽有水军之名，舟楫之具初无一有”^[122]，船只是非常紧缺的。这都是因为船只和人员都首先保障了浙西和明州。从兵力配置和兵寨设置看，北方海防体系的浙西路和明州是海防的重中之重，淮东海防是浙西海防的附属和延伸。南方海防体系的浙东路台州和温州及福建、广南海防则处于次要地位。我们也可以将两个海防体系概括地称为首要区域和次要区域。

北方海防体系建立之初，人们特别强调对金朝海上防御的重要性，调集多路人、船保障浙西和明州海防，并非仅仅是为了防御海盗对临安的侵扰，而主要是为了构建防止金朝自海路攻击临安的严密屏障。宋人分析，金朝从海路南下，“或入浙东，或入浙西”。若来浙东，“山东海船乘风而来，必先经由三姑”，“所以于三姑山置都巡检寨”。^[123]还有定海县诸兵寨。金人若“由大洋以窥定海”，亦有诸寨扼守；若“由转料从里洋而窥扬子江，则有许浦水军”；若“由外洋而窥浙江，则有澉浦、金山水军”。又“置向头一寨，与金山、澉浦相接，实为行朝密布第二重门户”。而且定海水军任务有三：一是三洋巡逴，即“自烈港转苏州大洋，远至许浦”；二是北事探望，即“自神前等处，远至海驴礁”；三是港口守把，即“去寨近，更番归哺”。^[124]可谓设置周密，无懈可击。

宋朝多次判断金朝或伪齐可能由海路发动袭击。建炎三年九月“谍报金人治舟师，将由海道窥江、浙，遣韩世忠控守圌山、福山”^[125]。绍兴二年又“探报，敌人分屯淮阳军、海州，窃虑以轻舟南来，震惊江、浙”，沈与求则认为这是“其造海舟，虑为虚声以惧我”。^[126]结果果如其言。绍兴三年宋将徐文所部海舟六十、官军四千三百泛海叛逃伪齐，向刘豫建议“沿海无防虞之人，可以径至二浙”，并“犯通、泰等州”，但未能到两浙沿海。^[127]同年，郭仲荀知明州，担心金人乘风汛南侵，乃“遣小舟入海为斥堠，屯兵港口，据要会以待之”^[128]。次年，宋朝得知刘豫调集登、莱、沂、密、海五郡之兵二万人、战舰五百只，以叛将徐文为前军，“声言欲袭定海县”^[129]。结果金人和伪齐都未南侵。乾道年间，赵伯圭知明州，从降人口中得知金朝“欲直犯吾境，或讹传连结高丽者”。“上下疑之，王（赵伯圭）益治战舰，严阅习，以张军声”，派明州人徐德荣前往侦察，才知消息不实。^[130]而实际上，除了建炎绍兴之际及绍兴末年宋金在明州和镇江一带有小规模水战外，基本没有在浙西沿海发生水战，对金的防御仅停留于战略防御层面。如李邴对金朝南侵可能性的分析：“必先以一军来自淮甸，为筑室反耕之计，以缀我师。然后由登、莱泛海窥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窥江、池，以出吾右。”^[131]但是孝宗朝以后并无对金的海战，金朝事实上也从来不具备从海上威胁南宋的实力，绍兴三十一年仅有的一次从海上进攻南宋的企图也在胶西海战中被南宋长途奔袭的水军彻底扼杀在萌芽之中。也就是说，高宗朝以后对金朝南侵的防御都只是战略防御，北方海防体系构建的严密的海防设置，并未在实际上发挥对金的防御作用，其事实上的主要作用是防御海盗。

那么，宋朝在明州和浙西布置数量庞大的水军是否有由海路北伐之谋呢？南宋朝野之中确实有这样的议论。建炎四年吕颐浩就曾建议用调集于明州的福建等路海船“遣兵北向，分二万由海道趋文、登，以摇青、齐；分二万由淮阳趋彭城以撼郓、濮”。绍兴二年吕颐浩再次请求“因夏月举兵北向，以复中原”，“于明州留海船三百只，令范温、阎皋乘四月南风北去，径取东莱”^[132]。他认为“大讲海船之利，以扰伪齐京东诸郡、河北诸郡及敌（笔者注：指金朝）中诸郡”，“趁南风而去，得北风乃归。金人虽有铁骑百万，必不能御”。^[133]张浚绍兴十年主持军政时，曾“大治海舟至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但未得高宗的进军命令。绍兴末，张浚还谋划“益募福建之海舟，由东海以窥东莱，由清河以窥淮阳。张子盖自镇江来谒，浚与图取山东之计”^[134]。宋孝宗即位后，陈俊卿建议“分遣舟师直捣山东”，因双方议和而罢。^[135]民间也有人建议并自请北伐，如“温州有王宪者，自谓习于海道，又谓已招诱团结二千余人，更乞朝廷应付人船器械，欲以直捣登、青”。但汪应辰认为“未见其可，诚如其说，于彼固未有甚损，而在我初无益也”^[136]。这代表了南宋官僚中更理性的意见。而事实上也如其所言，除了绍兴三十一年李宝奔袭胶西，大败金朝船队外，宋朝并未进行过海路北伐。

可见，北方海防体系对金朝的防御基本上停留于战略防御层面，而除了建炎四年和绍兴三十一年金朝大举南侵的水战外，几乎没有实际海上战事。北方海防体系实际发挥的海防作用主要是防御海盗。而就防御海盗的意义而言，保护海上贸易的正常秩序远比消除临安的军事威胁重要。宋人说，明州定海县屯驻御前水军数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地是“带江濒海之地，蛮舶之贾于明，明舟之贩于他郡，率由此出入”^[137]。定海水军主要的作用就是征剿海盗，具体事例颇多，此不赘举。

南方海防体系的主要职责就是防御海盗，保护海上贸易和沿海社会安全。南宋政府十分重视海上贸易。宋高宗曾一再强调“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138]连南夫论海寇之患，谓“国家每岁市舶之入数百万，今风信已顺而舶船不来。闻有乘黄屋而称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139]，指出海盗严重影响了市舶贸易。南宋君臣不仅认识到“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而且认识到阻碍海上贸易对国家和商人都是不利的，商贩日疏，使“商贾之受弊有四，官中之亏损有二”。一言以蔽之，海上贸易对商人而言可得生计，对国家而言“于国计诚非小补”^[140]。除了海盗破坏国家统治秩序、挑战国家权威以外，保护贸易是南宋国家防御和打击海盗的一大动力。

近海贸易和远洋贸易对于福建和广南的重要意义更为明显。“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广东也是一样。李纲曾说“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舡、市舶司上供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141]。福建、广东一带海盗“劫米船以丰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财，掳丁壮、掳舟船以益张其势”，常“持枪仗上岸劫掠”，“劫掠地岸人家粮食，需索羊酒，专俟番船到来，拦截行劫”，抢劫人员、船只和财物，对海上航行和沿海社会安全造成巨大影响。特别是每年四五月间，正值西南季风，海船回航之时，“必有遭其剽劫者，岂不亏失国课？又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贼船在海，米船不至，军民便已乏食。粜价翔贵，公私病之”^[142]。可以看到海盗不仅危害远洋贸易的番舶，而且影响到近海贸易，“海盗不时出没，米商舶贾间遭劫掠”^[143]，同时对沿海百姓也造成威胁，“奸甿航海，出没风潮间，钞贾舶，扰岛民，释而不诛，殆且滋蔓”^[144]。陈淳特别指出海盗之害对濒海百姓生计的影响：“海道不宁，米船百货为之不通，而郡民生生之具蹙。”^[145]海商为了对抗海盗而结伙贸易。提举广南市舶姚焯言“时商舶且来，而海道未可涉”，“近有海南纲首结领伴前来，号为东船，贼亦素惮”。而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官府剿捕。^[146]所以，保护远洋贸易、近海贸易和沿海社会安全都是宋朝海防的重要职责。

有学者认为南宋海防实行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147]但从南宋海防设置特点看，南宋海防不论对金朝还是对海盗，都是海岸防守。韩元吉曾提出，宋朝对金的海防其要不在海上争战，而在海岸防守：“海路从横，惟借风势，一夕千里。若以兵斗于舟楫之上，万无决胜之道。或值风涛，安可会合？惟当聚兵要害，控扼其港口，轻舟往来以为巡逻。严其斥堠，坚其城壁，使敌至不敢越，既越不可归，乃谋之善者。”^[148]这与吴潜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海战与陆战不同，敌人纵有千艘万樯，在海中被风水影响，不能形成合力攻击，“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坚好之舟三十只，屯泊于贼所必经之地，一舟过则杀一舟，自可使之无复遗类”^[149]。而且南宋福建、广南正规水军有限，主要依靠巡检土兵、县尉弓手和民众防御，显然只能以被动防守为主。如上所述，巡检土兵和县尉弓手人数有限，而以土豪募水手“以御小寇或可，御大敌诚非计也”^[150]。尽管南宋不论是造船技术，还是海军力量都是周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但如上引，汪应辰对海上北伐的看法是“于彼固未有甚损，而在我初无益”。他甚至还提出应放弃海上防御，而仅需海岸防御。他说自古“未闻北人浮海用兵者”，金人“使其无胶西之败，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来必候潮然后能入港，易舟然后能登岸，诚有强弓劲弩，乘高据要以待之，可使坐毙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当以百万计矣”^[151]，代表的正是南宋消极防御的海防策略，并无任何向海外进行军事拓展的意图。

四、结　　论

北宋的边防以陕西、河东和河北沿边三路为重心，几乎没有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因而没有建立系统的海防，只在登州等京东路沿海设置了数量有限的海防水军，以对辽防御，主要作用也仅是巡视边界和防御海盗；南方沿海各路的海防主要依靠巡检土兵，出现大股海盗时则由朝廷派遣捉贼使臣，海防设置总体而言还比较薄弱，更未形成海防体系。

南宋偏安江南，金朝版图包括了淮河入海口以北的海岸线，南宋将位于钱塘江口的临安作为行在，海上的安全成为南宋君臣的忧患。同时，南宋海上贸易进一步繁荣，而国家实行社会控制的力量却日益衰弱，破坏沿海地区社会稳定和海上贸易的海盗日益猖獗。因此南宋建立了北方海防体系和南方海防体系两大海防体系。

北方海防体系是海防的重点区域，主要职能是拱卫临安。设置了从常州魏村往东、长江口往南到钱塘江口北岸的金山和澉浦，南岸的定海诸寨和向头，长江口以北的淮南沿海等地严密的海防要地和兵寨，配置的兵员也远远超过福建、广南和浙东温、台等地。南宋统治者设置北方海防体系，有防御金朝自海路进攻，以及由海路攻金的设想，而事实上，除建炎末的明州海战和绍兴末的胶西海战外，双方都无由海路攻击对方的举动。北方海防体系的实际作用是防御海盗。

南方海防体系主要职责是防御海盗、保障沿海社会和海上贸易的安全，兵寨设置和兵力配置都远少于北方海防体系，是海防的次要区域。而且南宋时南方海防体系的兵力和船只每年都稳定调往北方海防体系各主要防御要地，体现了南宋海防以北方海防体系为重的特点。

南宋海防体系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筹划周密，但在国防体系中与江防相比仍处于次要地位，在弹压海盗、保障沿海社会和海上贸易安全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对外防御中基本上实际作用甚微。

The Constitu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uang Chunyan

Abstract: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ocused on land defense in the three districts in the northwest，but did not establish coastal defense system，wherea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backed by the sea and therefore valued the organization of coastal defense.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established coastal defense navy and defense fortresses.The fortresses in the coastal area of Zhexi District，in Mingzhou of Zhedong District an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Huaidong District constituted 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 in the north，the main function of which was to defend Lin'an；but its actual purpose was to suppress pirates.The fortress in the coastal area of Taizhou and Wenzhou of Zhedong District，in the coastal area of Fujian and Guangnan District constituted 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 in the south，and its main function was to guard coastal society and the safety of maritime commerce，and its main role was in the crackdown of pirates.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protecting coastal society and maritime trade，but was ineffectual in foreign defense.

Keywords: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coastal defense system，function

【注释】

[1]作者简介：黄纯艳，云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

[2]顾宏义：《南宋两浙沿海的水军》，载朱瑞熙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3]戴埴：《鼠璞》卷上《防海》，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汪应辰：《文定集》卷二《措置海道回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39页。

[6]苏轼撰，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二六《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05—3006页。

[7]《宋史》卷三二四《刘涣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93页。

[8]《宋史》卷三二五《王仲宝传》，第10513页。

[9]陈次升：《谠论集》卷二《上徽宗乞修战船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0]蔡襄撰，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二一《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69页。

[11]《淳熙三山志》卷一八《兵防》，《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32—7933页。

[12]蔡襄撰，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二一《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第370页。

[13]蔡襄撰，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二一《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第371页。

[14]《淳熙三山志》卷一八《兵防》，第7932—7933页。

[15]《宋史》卷三〇九《杨允恭传》，第10160页。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景德六年八月癸丑”、卷三三七“元丰六年七月乙丑”、卷二八一“熙宁十年三月戊午”、卷一七六“至和元年六月丙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1485、8131、6882、4263页。

[17]《宋史》卷三〇九《杨允恭传》，第10160页。

[18]蔡襄撰，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二一《论军贼王伦》，第365—367页。

[19]李纲：《李纲全集》卷八二《论福建海寇札子》，岳麓书社2004年，第829页。

[20]《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第9625页。

[21]《宋会要辑稿·兵二九》，第9253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庚申”、卷三〇“建炎三年十二月己卯”，中华书局2014年，第464、685页。

[22]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五《制置司》，《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734页。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二《绍兴制置使大使》载同事称“总建康至鄂渚舟师（”第2445页）。《宋史》卷三四《孝宗二》称，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1页。今从《景定建康志》及《玉海》。

[23]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2页。

[24]《宝庆四明志》卷三《置司官》，《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27页。

[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绍兴二年十二月丙申”，第1213页。

[26]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二《绍兴制置使大使》，广陵书社2003年，第2446页。

[27]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二《绍兴制置使大使》，第2446页。

[2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〇》，第3992页。

[29]《宋会要辑稿·兵一八》，第8999页。

[30]《宝庆四明志》卷七《制置司水军》，第5069页。

[31]《宝庆四明志》卷三《置司官》，第5027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四〇》载：绍兴九年正月应知绍兴府充浙东路安抚使周秘上奏称，虽已有沿海制置司归并浙东安抚司之令，而无其实，浙东安抚使职衔亦不带兼沿海制置使字。该年经周秘奏请，浙东安抚司才兼沿海制置司职事，仅一年，又恢复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旧制。见第3992页。

[3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江阴、左翼、摧锋、延祥、江上水军）》，中华书局1990年，第422页。

[3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江阴、左翼、摧锋、延祥、江上水军）》，第422页；《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33页。

[34]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六〇》《、选举三四》《、职官四〇》《、职官三七》，第3993、3994、4684、5918页；《宋史》卷二四七《赵彦逾传》、卷四一三《赵善湘传》、卷四一四《叶梦鼎传》，第8768、12402、12434页。

[35]《宋会要辑稿·兵一三》，第8876页。

[36]《宋会要辑稿·兵二九》，第9255页；《选举三四》，第5916页。

[37]《宝庆四明志》卷七《制置司水军》，第5068—5069页。

[38]《宋史》卷三四《孝宗二》，第647页。

[3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己丑”，第3603页。

[4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江阴、左翼、摧锋、延祥、江上水军）》，第422页。

[41]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第722页。

[42]《琴川志》卷一《许浦水军寨》，第1163页。

[43]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第722页。(www.daowen.com)

[44]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第722页；《琴川志》卷七《许浦御前水军》，第1218页。

[45]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第722页。

[4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江阴、左翼、摧锋、延祥、江上水军）》，第422页；《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33页。

[47]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第722页；《琴川志》卷七《许浦御前水军》，第1218页。

[48]常棠：《澉水志》卷上《军寨门》，第4633页；《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33页。

[49]《宋史》卷三一《高宗八》，第595页。

[50]黄震：《黄氏日抄》卷七一《总所差踏江北三沙围田回幕申提刑司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1]《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33页。

[52]《淳熙三山志》卷一八《兵防》，第7933页。

[5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江阴、左翼、摧锋、延祥、江上水军）》，第422页。

[54]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九《申枢密院措置军政状》，《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55]《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33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江阴、左翼、摧锋、延祥、江上水军）》，第422页。

[56]《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第3835页。

[57]《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第9625页。

[58]《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第3982页。

[5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第4370页。

[60]《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85页。

[61]《宝庆四明志》卷七《制置司水军》，第5069页。

[62]《琴川志》卷七《许浦御前水军》，第1219页。

[63]《淳熙三山志》卷一八《兵防》，第7933—7934页。

[6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平江许浦水军（江阴、左翼、摧锋、延祥、江上水军）》，第422页。《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称福州荻庐、延祥寨“乾道七年添招，凡五千人”，显然是错误的，见第4632页。

[65]《宋史》卷四二《理宗二》，第826页。

[66]《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33页。

[67]《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6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第4362页。

[69]《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八《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

[70]《宋史》卷三九五《方信孺传》，第12059页。

[71]《宋史》卷三九五《王柟传》，第12062页。

[72]楼钥：《攻媿集》卷一〇二《太府卿王公（卿月）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第4362页。

[74]包恢：《敝帚稿略》卷一《防海寇申省状（福建提刑）》，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5]汪应辰：《文定集》卷二《措置海道回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6]《淳熙三山志》卷一八《兵防》，第7934页。

[77]《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4页。

[78]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一《轮对第二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9]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四八《许浦海船置舵师回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0]《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4页。

[81]朱熹撰，刘永翔等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六《陈公（俊卿）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74页。

[82]周必大：《文忠集》卷八二《大兄奏札》。

[83]《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类五》，第7901—7902页。

[84]李纲：《李纲全集》卷一〇三《与宰相论捍贼札子》，第982—983页。

[85]《琴川志》卷七《许浦御前水军》，第1217页。

[86]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第722页。

[87]《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六》，第9607页。

[88]《琴川志》卷七《许浦御前水军》，第1219页。

[89]《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7页。

[90]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御前许浦水军寨》，第722—723页。

[91]《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7页。

[92]《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2页。

[93]常棠：《澉水志》卷上《水门》，第4662页。

[94]《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第5983页。

[95]《宝庆四明志》卷七《制置司水军》，第5069页。

[96]《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第5984页。

[97]《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第9672页。

[98]《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第5982页。

[99]《宝庆四明志》卷二〇《昌国县志全》，第5253页；《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第9671页。

[100]《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第5982—5983页。

[101]《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第5985—5986页。

[102]《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第5988页。

[103]戴栩：《浣川集》卷四《论边备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0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戊午”，第223—224页。

[1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二“绍兴六年六月丁酉”，第1925页。

[106]《宋会要辑稿·兵二九》，第9254页。

[107]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九《右朝请大夫知虔州赠通议大夫李公（文渊）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08]佚名撰，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二五上“乾道五年四月辛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1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凫鱼沟《”宋会要辑稿》称“死鱼沟”，应为一地，见第9248页。

[109]包恢：《敝帚稿略》卷一《防海寇申省状（福建提刑）》。

[110]《淳熙三山志》卷一九《兵防类二》，第7941页。

[11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六《陈公（俊卿）行状》，第4475页。

[112]《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113]《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第7136页。

[114]《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115]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二〇《边防》，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6]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八〇《潮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7]《宋史》卷九〇《地理六》，第2238页。

[118]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二〇《边防》。

[119]《宋史》卷九〇《地理六》，第2244页。

[120]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回奏宣谕》《、回奏宣谕安南事》；后卷七《奏节次调军赴邕钦宜融捍御》；后卷八《回宣谕奏》。

[121]包恢：《敝帚稿略》卷一《防海寇申省状（福建提刑）》。

[122]《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九《申枢密院措置军政状》。

[123]《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第9671页。

[124]《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探望》，第5989—5990页。

[125]《宋史》卷二五《高宗二》，第468页。

[1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四“绍兴二年五月辛酉、癸未”，第1108、1116页。

[1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七“绍兴三年八月丙戌”，第1314页。

[12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乙亥”，第1342页。

[12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八“绍兴四年七月丁丑”，第1484页。

[130]楼钥：《攻媿集》卷八六《皇伯祖太师崇宪靖王（赵伯圭）行状》。

[131]《宋史》卷三七五《李邴传》，第11608页。

[13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辛丑”、卷六〇“绍兴二年十一月己巳”，第828、1198页。

[133]吕颐浩：《忠穆集》卷二《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34]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六《张魏公（浚）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4414页。

[135]《宋史》卷三八三《陈俊卿传》，第11785页。

[136]汪应辰：《文定集》卷二《论敌情当为备海道未可进》。

[137]《宝庆四明志》卷一八《定海县志第一》，第5226页。

[138]熊克：《中兴小纪》卷三二“绍兴十六年八月戊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辛酉”，第2158页。

[13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戊午”，第1702页。

[14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十月己酉”，第3614页。

[141]李纲：《李纲全集》卷八二《论福建海寇札子》，第829页。

[142]《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

[143]《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

[144]周必大：《文忠集》卷一〇五《赐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福州陈俊卿辞转官不允诏》。

[145]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五《与李推论海盗利害》，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绍兴五年三月壬辰”，第1668页。

[147]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148]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三《上贺参政书》。

[149]《开庆四明续志》卷五《新建诸寨》，第5983页。

[150]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三《上贺参政书》。

[151]汪应辰：《文定集》卷一五《与陈枢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