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拉木萨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其书中有一些宗教说教是难免的。但是，过分地煽动宗教狂热，颂扬甚至鼓吹“圣战”，则是应该指出并给予批判的。

首先，毛拉木萨站在一个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评判一些重大事件，混淆是非。

1679年，在阿帕克和卓的帮助下，准噶尔侵入南疆。对此，毛拉木萨说：“那些和卓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引狼入室，让卡菲尔人统治穆斯林帝王和群众，把穆斯林民众的劳动成果掠夺给了卡菲人。”1759年，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这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巩固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而毛拉木萨则将其视为几位和卓施展的“花招”。他认为：“我们穆斯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教派，然后却被几位和卓搞得派系林立。自封为‘白山派’或‘黑山派’，干戈不休，卡尔梅克、克塔依长驱直入，把自己和自己故乡的庶民引向了灾难的苦海。”1878年初，清朝军队消灭阿古柏政权，收复南疆。对此，毛拉木萨却说：“对于至诚的、有良心的穆斯林，是没有尽头的痛苦的象征，而对于那些披着穆斯林外衣、具有反叛心肠的人，却是无限欣喜的根由。”总之，凡是卡菲尔人干的事情，不管是与非，都是把穆斯林“引向了灾难的苦海”，“是没有尽头的痛苦的象征”。显然，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毛拉木萨看来，凡是穆斯林头面人物干的事情，不管是与非，都应给予赞扬。1864年，为了反抗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压迫，新疆各族人民举行了大规模起义。这次农民起义，摧毁了清朝政府在各地的统治，镇压了一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伯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此，毛拉木萨说：在清朝统一新疆“一百二十二年以后，遵照真主的意志，伟大的伊斯兰太阳的光芒降临到了七城——蒙兀儿斯坦庶民的头上，驱散了笼罩在上空的乌云”，“取得了对卡菲尔斗争的胜利”。在这里，毛拉木萨赞扬新疆各族人民起义的胜利是对的，但站在一个伊斯兰教教徒的立场上，把它看作是“真主的意志”，是“对卡菲尔斗争的胜利”，则是有问题的。毛拉木萨对阿古柏的推崇和赞扬，则更加荒谬。新疆各地起义军建立政权之后，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便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毛拉木萨说：“正当大动干戈、血肉横飞的时候，费尔干纳的一位叫穆罕默德·亚库甫伯克·库西别克（阿古柏）的人以其寻常的计谋，勇敢和惊人的魄力平息了干戈，取得了胜利。”继而，他对阿古柏恢复宗教统治的一切措施，倍加赞扬，称“阿古柏非常重视伊斯兰教教规”，“根据伊斯兰教规消除了在七城遗留下来的所有的邪教活动”，他的“每一道指令充满了教育群众、发展和巩固宗教教规的内容”。甚至阿古柏向奥斯曼土耳其国王称臣纳贡，“使自己，同时也使七城庶民臣服于天地之间唯一的哈里发——伟大的奥斯曼尼亚”也加以颂扬，认为“使蒙兀儿斯坦的庶民进入了高尚国家的行列”。这就使人们不得不认为，毛拉木萨在宣扬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煽动宗教狂热情绪。(www.daowen.com)

因为毛拉木萨把是否是伊斯兰教教徒的行为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所以他就把一切罪恶，不分青红皂白地记在了所有的“卡菲尔”头上，使用具有民族和宗教偏见的语言，长篇大论地描述所谓的“异教徒的压迫”。在记述库车人民起义时，毛拉木萨说：“七城穆斯林归服了秦可汗度过了一百一十八年。可是人们慢慢难以支持残暴的克塔依和伯克们的压榨，可怜的庶民只有把苦衷哭诉给真主，祈祷真主指给一条出路，祈祷真主把灾难降给那些残暴的克塔依和伯克们。正值此时，几个东干在库车忽然发难，一夜之间火烧外厢巴扎尔，举起了穆斯林的宝剑。”在这里，毛拉木萨混淆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阶级界限，把清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说成汉人的压迫和剥削，把对剥削阶级的仇恨无端加在了汉人百姓的头上。所以，当他记述库车的东征军作战情况时说：在焉耆，“一个礼拜之内，包括官吏、士兵、小买卖在内的二十多万卡菲尔离开了人间”；“吐鲁番城内外有十九个外厢巴扎，共有近十五万克塔依士兵、庄稼户和小买卖，至此全部离开了人间”；而在北疆其他地区，“仅八个月时间，北自乌鲁木齐，东至木垒、东城，消灭了克塔依的二十七万多的军队和百姓”。这些战绩，都是穆斯林军队的“胜利凯歌”。这就告诉人们，由于受宗教偏见的影响，库车的东征军在同清军作战时，杀害了不少汉族农民和小商小贩。这对于那些普通百姓来说，同样是一场灾难，且只能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对于那些伤及无辜百姓的事件，毛拉木萨则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给予肯定和赞扬。他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和宗教观，是人们永远不能接受的。

因为毛拉木萨把所有的“卡菲尔”当作敌人，所以他鼓吹“圣战”、颂扬“圣战”，要求穆斯林士兵为“真主的意志献身，对卡菲尔异教徒们进行圣战”，成为“谋求哈孜和荣誉的勇士”。在字里行间，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穆斯林惨杀异教徒的场面，歌颂穆斯林取得的胜利，鼓励士兵们把“圣战”进行到底。《伊米德史》中的这些内容，是我们必须注意和摒弃的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