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初起，维吾尔族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权的斗争，还存在着两个不同宗教派别的斗争，即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斗争。

创立白山派和黑山派的首领是玛哈图木·阿杂木的两个儿子，长子玛木特·玉素甫领导的一派称为白山派，次子伊思哈克领导的一派称为黑山派。白山派与黑山派在宗教主张上并没有多大分歧，仅在宗教礼仪上稍有区别。然而，由于和卓们拥有政治、经济特权，并企图以此夺取世俗政权，两派便“骨肉相残，纷争不已”^[22]。道光八年（1828），那彦成奏：“查喀什噶尔回族向分白帽、黑帽二种。白帽乃霍集占之支派，户族繁多，倍于黑帽。而黑帽、白帽至今自分党类，竟有远处回庄彼此不准入庄，亦不往来结亲，自生猜疑，相沿已久。”^[23]白帽，即白山派；黑帽，即黑山派。“黑帽、白帽两项回子，世为仇敌”^[24]。那彦成基本上如实反映了两派的斗争情况。这样，如何对待和解决两个宗教派别的斗争，自然成为清朝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论者，多认为清朝政府在两个不同宗教派别的斗争中，利用了两派的矛盾，从中渔利。日本学者佐口透指出：1760年，在清朝统治下的喀什噶尔，这两派的对立依然继续着，统治者回部的清朝官吏也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向来伯克挑用黑帽回子居多”^[25]。罗运治则进一步指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即利用党争，抑制白山党，而扬黑山党。其意乃是基于政治上措施，而以相互牵制政策以达强华支配权之目的”^[26]。

以上论点，既没有注意到清朝政府在对待两派的态度上的变化过程，又没有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导致人们认为清朝政府一贯支持黑山派，打击白山派。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首先，我们知道，《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以及《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等，是人们了解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60余年历史的重要史籍。但是，这些重要史籍都不载有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斗争情况。尤其是《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两书，详细记载了维吾尔族居民的宗教习俗、节日礼仪等，却只字未提两个不同宗教派别的斗争。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清朝政府是否注意到了两个宗教派别的矛盾并加以利用。

其次，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以后，对和卓后裔转而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前述乾隆皇帝指示修葺喀什噶尔和卓坟墓并派人看护，即是这种政策的表现。另外，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发生了波罗泥都之子萨木萨克遣人与喀什噶尔白山派伯克和群众私通信息、酬酢物品的事件，结果被阿奇木伯克鄂访知。对此，乾隆皇帝谕：“鄂感戴朕恩，理应如此查办。但伊虽心诚，倘若众回生疑，伊孤身亦难以抚众，应晓谕鄂，但令讯问默罗色帕尔等五人，不必根究各回众。”^[27]接着，他又表示：“盖萨木萨克，系布拉呢敦之子。喀什噶尔有旧随布拉呢敦回人，皆有想望萨木萨克之意，故互相勾通，往来馈送。如有暗中将萨木萨克剿办，众回人必致疑惧，恐于鄂亦多不便。鄂感朕深恩，可密遣人将萨木萨克诱来，送至京师，候朕加恩，照霍集斯例，赏给职衔安置。”^[28]这就说明，清朝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招抚和卓后裔的政策。如果清朝政府蓄意挑起两个宗教派别的争端并加以利用，不仅难以使新疆社会安定60余年，也不利于上述政策的执行。也许正因为如此，萨木萨克确曾一度有意归属清朝政府，^[29]只是由于萨木萨克缺乏诚意，清朝政府又处置失误，才使此事未果。

再次，我们要分清主观有意和客观形势促成的区别。如前所述，从17世纪初起，维吾尔族社会中不仅存在着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的斗争，还存在着两个不同宗教派别的矛盾，这就使维吾尔族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复杂。17世纪中叶，察合台后裔伊斯美尔汗既是一个世俗政权的君主，又是一名狂热的黑山派成员，由于白山派头目阿帕克和卓的影响日益扩大，威胁其统治，便将他驱逐出境。1678年，阿帕克和卓借助准噶尔的力量统治了南疆。1693年，阿帕克和卓死，白山派四分五裂，黑山派首领丹尼尔趁机夺得叶尔羌，而白山派则找来阿哈玛特（即大小和卓之父）做了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于是，两派斗争又趋尖锐、激烈，丹尼尔也求助于准噶尔。1713年，准噶尔再次用兵南疆，将两派首领均带往伊犁拘禁。1720年，由于维吾尔族地区居民骚动，策妄阿拉布坦任命丹尼尔为南疆六城执政，确定了黑山派的统治地位。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准噶尔后，派大和卓返回南疆招附回众，白山派又依靠清军的支持取得了在南疆地区的控制权。但不久之后，大小和卓即发动叛乱，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被清朝政府平定。^[30]

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黑山派又转而支持清军，所以在清朝政府任命的伯克中，形成了黑山派成员居多的局面。应该说，这是客观形势促成的结果，而非清朝政府主观意志所为。因为清朝政府选拔伯克的标准首先是“有功而可信者”^[31]，而不是以伯克人选所在宗教派别为依据。白山派成员被补授为伯克的也不乏其人。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入觐之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阿不都喇依木、噶杂纳齐伯克托魁、阿图什伯克和扎什、托古斯铅伯克巴伯等，“在霍集占时，即经委任”^[32]，自然是白山派成员。乾隆四十九年（1784），流亡浩罕的萨木萨克，“潜行遣人寄信，招致喀什噶尔回子伯克，诱取银物”^[33]，涉及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阿里木等三个伯克，他们也是白山派成员。这就说明，直至乾隆后期，仍有不少白山派成员出任高级伯克。所以，如果仅以伯克中黑山派成员居多而不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就断言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是缺乏说服力的。

又次，实际上，清朝政府对两派的态度是以是否能维护其在新疆的统治为转移的，孜牙墩事件便是突出一例。嘉庆二十年（1815），黑山派阿浑孜牙墩娶白山派喀伸和卓之女为次室，并请将其新娶次室搬回本村居住，遭到了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拒绝。孜牙墩在盛怒之下，率领本村群众和附近布鲁特数百人烧毁马厂，杀死官兵，结果遭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就充分说明，清朝政府无所谓支持哪一派。正如那彦成所表示的那样，“黑帽、白帽虽系自分种类，在天朝大皇帝天恩所被，一视同仁。黑帽中有尽忠立功者，如奈玛特阿浑等悉予赏赐并给予翎顶虚衔，如从前滋事之孜牙墩亦系黑帽回子，立时剿灭。白帽中，如素皮呢斯等皆系尽忠报国之人，其子嗣迈玛玉苏普、阿布都尔锡等俱赏给世袭翎顶”^[34]。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对两派的态度是由两派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决定的，至于两派之间的矛盾，清朝政府并未过多注意。曾在1858年受沙皇政府派遣，窜入南疆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的瓦里汉诺夫说：“中国未能洞悉这些派别的重要性并充分加以利用以获取益惠。他们叫黑山派为黑帽子，白山派为白帽子，这明显地表明，他们对这些派别的意义和作用一无所知。”^[35]清朝政府是否了解两个不同宗教派别的情况，由于资料所限，笔者不敢妄加判断。但清朝政府在统一新疆以后的60余年里，没有有意挑起两派的矛盾并加以利用，应该是事实。

然而，至道光年间，随着清朝政府统治的危机及和卓后裔在南疆地区的频繁活动，甚至发动叛乱，清朝政府逐渐认识到了两派之间的矛盾，并开始加以利用。(www.daowen.com)

道光四年（1824），清朝政府首先指出和卓后裔玉素普派人持信字是向“喀什噶尔白帽回子敛钱”^[36]。道光七年（1827），在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过程中，清朝政府进一步得知“至黑帽回子，因受张格尔荼毒，已有分类之势”，并令黑帽回子“纠约族类，设法擒渠”^[37]。

张格尔叛乱被平定以后，清朝政府开始注意任免伯克时的宗教派别问题。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道光皇帝谕：

那彦成等奏：请以黑帽回子之才具明白者挑补伯克一节，向来各城伯克，曾否将黑帽回子一体挑补？若向无此例，该回子阿浑等，既与白帽回子素不相能，今竟补放伯克，白帽回子未必咸相悦服。在，我朝抚恤夷众，原无分于种类，惟恐伊等因此更相猜忌，转或别生衅端。著那彦成再行体察情形，筹画周妥，奏闻，候旨遵办。^[38]

这就是说，就黑帽子一体挑用伯克的问题，道光皇帝也认为“白帽子未必咸相悦服”，唯恐两派“因此更相猜忌，转或别生衅端”。对此，那彦成复奏：

伏查，向来伯克大概挑用黑帽子居多，即如现在，各城所用伯克均系黑帽回子，而各城白帽回子历久相安。^[39]

对于伯克中黑帽子居多的情况，那彦成进一步解释说：“白帽乃霍集占之支派……是以上年，白帽回子助逆者甚多，惟黑帽回子志切同仇……颇著忠诚。”所以，挑用伯克多系黑帽回子。如果说这种局面是由于客观条件促成的，那么那彦成建议清朝政府“表彰黑帽之功，而隐以分白帽之势，使若辈自生猜嫌，相互钤制”^[40]，则是有意挑拨两派关系，加深两派矛盾，以达到利用之目的。这就说明，清朝政府对两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就清朝政府对两个宗教派别的态度，做一具体的分析。

众所周知，和卓后裔张格尔发动叛乱的原因是复杂的。就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群众来说，有反抗清朝政府封建统治的一面，正如那彦成所说：“回疆大小官员图利，剥削年复一年，日甚一日，以致酿成巨案。”^[41]所以，当张格尔等潜入卡内，稍加煽惑，群众便揭竿而起。但是，张格尔发动叛乱后，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纲领、政策，以领导群众反抗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往日的特权，猖狂进行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张格尔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与清朝政府的封建官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但自己“终日向从逆伯克索要妇人，并纵容伙党婪索”^[42]，而且“纵容安集延等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搜索财物。其暴虐甚于从前和卓千倍万倍”^[43]。所以张格尔等和卓后裔发动的叛乱并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清朝政府调集重兵平定张格尔之乱，根本目的是维护其在新疆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具有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意义，因而得到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持，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的矛盾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过程中，黑山派积极协助清朝政府，不管其动机如何，客观上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而清朝政府在平定张格尔叛乱过程中，不仅了解了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还加以利用，以达到分化瓦解叛乱分子之目的，我们就不能武断且不加分析地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另外，张格尔占据喀什噶尔后，“将黑帽回子杀害甚多”^[44]，也进一步扩大了两派矛盾。如果将加深两派仇恨的责任一概加之于清朝政府，也欠公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白山派和黑山派，清朝政府是“原无分于种类”的，至少是漠不关心的，在道光年间才对两派的矛盾有所了解，并在平定张格尔叛乱过程中加以利用。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对清朝政府利用黑山派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平定张格尔叛乱以后，清朝政府虽然一再声明，对白山派和黑山派，“并无分别偏向”^[45]，但实际上重用的仍然是黑山派。如果说在平定张格尔叛乱过程中，清朝政府利用黑山派反对张格尔等的分裂活动，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那么在此之后清朝政府继续利用两个宗教派别的矛盾，破坏了维吾尔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则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