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克孜族，汉代称“坚昆”，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结骨”“纥骨”“契骨”“护骨”等，隋唐称“黠戛斯”，辽、宋、金时期称“辖戛斯”，元明时期又称“乞儿吉斯”“吉利吉斯”，清代称“布鲁特”，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

柯尔克孜族最早游牧于叶尼塞河流域，先后隶属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7世纪中叶，其归属于唐朝。唐朝政府以其地置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府。840年，其击溃回鹘汗国，建立黠戛斯汗国。10—18世纪，其又先后处于喀喇汗王朝、辽、西辽、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统治之下。其间，柯尔克孜族诸部逐渐向西南迁徙，至明末清初，他们主要游牧于楚河上游、塔拉斯河、纳林河、伊塞克湖周围地区。以天山及纳林河为界，柯尔克孜族又分为两部分，其北为东布鲁特，其南为西布鲁特。

根据叶尼塞河流域出土的如尼文的铭刻，我们知道，早在6—8世纪，柯尔克孜族就称自己的酋长或部落首领为“贝格”。一件出土的没有纹饰的金罐上，就有“我们已把银子交给贝格”^[195]的铭文。考古资料证实了文献上的记载。《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在薛延陀汗国统治时期，黠戛斯有论悉辈、居沙波辈和阿米辈共治国政。这些“辈”，与叶尼塞如尼文铭刻中的“贝格”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伯克”或“比”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音译。

9世纪初，黠戛斯复兴，首领称可汗，开始了反抗回鹘汗国统治的斗争。840年，黠戛斯乘回鹘汗国境内发生灾害，继而又发生内乱之机，一举灭亡回鹘汗国，在漠北建立黠戛斯汗国。汉文史书称黠戛斯君长为“阿热”，阿热之下，“其官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职使十，皆典兵，长史十五，将军、达干无员”^[196]。这些官职称名，有的来自唐朝，如宰相、都督、职使（刺史之讹）、长史、将军等；有的沿袭突厥，如达干。但是，根据叶尼塞如尼铭文，黠戛斯人似乎把上述官吏统称为“贝格”。所谓“都督三”，实际上应是三个部落的首领，即《新唐书·黠戛斯传》中的三个“辈”。铭文所记后突厥可汗将公主嫁给一个叫巴尔斯（意为老虎）的贝格，以及黠戛斯人把灶与子孙的保护神称为“乌买贝格”都说明了这一点。

至蒙元时期，元朝政府虽然在柯尔克孜地区置谦谦州，并于1270年任命刘好礼为乞儿吉思、谦谦州等地的断事官，但柯尔克孜人的基本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仍然实行氏族部落制度。所以，直至16世纪末，柯尔克孜人仍然“没有王，只有被称作哈什哈的伯克”^[197]这时所说的“伯克”，仍然指的是部落首领。

到了清代，有关柯尔克孜族官制的资料逐渐丰富，其情况也就越来越清楚了。这时柯尔克孜族被称作“布鲁特”，系准噶尔语的音译，意为“高山居民”“高原人”。布鲁特共有十九部落（一说为二十部落），游牧于伊犁西南，喀什噶尔、乌什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乾隆二十三年（1758），东布鲁特五部首先归属清朝政府。翌年，西布鲁特亦协助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并归属清朝政府。

关于布鲁特的官制，椿园七十一说：布鲁特“称其君曰比，或有管领一二十爱曼者，或有管领二三十爱曼者。爱曼人户，即其阿拉巴图。虽皆为布鲁特，而其比不一，各君其地，各子其民”^[198]。椿园七十一所说布鲁特的“君”，就是布鲁特部落的首领。所谓爱曼，即氏族，为小部落。通过以上记载，我们知道，布鲁特十九部落是互不相属的，每一部落由其比统辖，而自成体系。

除部落首领比之外，布鲁特诸部还设有阿哈拉克齐的官称，管理部落内部事务。

布鲁特部落首领比，是世袭的。“如其比死，立其比之子若弟，他人不得与也”^[199]。

布鲁特诸部归属清朝政府以后，清朝政府并没有改变其内部社会结构，各部落大小头人任职不变。但是，布鲁特比在承袭时，必须经过清朝政府加以委任。其一般程序是先由各部落报请喀什噶尔、伊犁驻扎大臣，然后再由驻扎大臣奏请皇帝补放。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冲巴噶什部落比阿瓦勒病故，经清朝政府批准后，其所遗之比，“即著其子玻什辉补授”^[200]；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布库部落比图里拜病故，经清朝政府批准后，亦由其子胡噜拜承袭；等等。(www.daowen.com)

清朝政府除任命布鲁特比及阿哈拉克齐等官职外，还给布鲁特诸部头人以品戴。《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八载：“布鲁特之内附者，无论其长与其属，视其肫诚效力，量给衔顶”，有二品至七品不等。这里虽说“无论其长与其属”，但实际上，大部分品戴尤其是二、三品高级品戴，都赏给了布鲁特部落首领，即比和阿哈拉克齐们。据有关史籍统计，至嘉庆初年，布鲁特诸部人员中所获衔顶计有：二品2人，三品3人，四品6人，五品9人，六品24人。另外，还有金顶17人，蓝翎2人。这样，获得清朝政府品戴的布鲁特首领就有63人之多。^[201]

布鲁特诸部所获衔顶的人数没有定额，可以承袭，但需按例降级。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按原品级承袭，但必须经皇帝格外施恩。赏给布鲁特诸部人员的衔顶，也需要由驻扎大臣奏请皇帝批准，方可准行。

从19世纪初起，由于清朝政府的妥协退让，先是浩罕控制了费尔干纳盆地周围山区的布鲁特各部，并对其他部落进行侵扰，继而是沙俄的入侵，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游牧于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周围地区的布鲁特部落置于其统治之下。至19世纪70年代，沙俄正式吞并浩罕，大部分布鲁特部落成了沙俄的臣民。光绪三年（1877），当清军消灭阿古柏侵略政权、重新收复新疆的时候，虽有西布鲁特十四部落重新归属清朝政府，然为数寥寥，“仅千余家而已”^[202]。至此，布鲁特彻底被分为两部分，分别隶属于沙俄和清朝政府。

由于外部形势的变化及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解体，布鲁特的官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和维吾尔族一样，清朝政府在布鲁特地区实行乡约制度。其中，在乌什境内的奇里克、胡什奇两部落中设置了四个乡约，分管下属十户长。四乡约之上，还置有一个总乡约，直接隶属于乌什直隶厅管辖。游牧于英吉沙境内的布鲁特，也置有“四乡约，分理其事”^[203]。一般说来，乡约仍由原部落头人担任，但要经过清朝政府明令委派。

光绪十四年（1888），因不堪忍受沙俄的剥削和压迫，布胡尔特部落所属八十户布鲁特自伊塞克湖地区迁入伊犁。清朝政府准其置百户长，管理游牧充当官差，直接由伊犁将军管辖。

总之，至清末，不管是在南疆西部山区，还是在伊犁地区的布鲁特人中，作为布鲁特部落首领的比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乡约或者百户长、千户长。

与此同时，俄属布鲁特的官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当时，俄国人称布鲁特为“吉利吉恩”“吉尔吉思”。早在19世纪20年代，沙俄就企图通过谈判将其颁布的统治哈萨克草原的“条例”推行到布鲁特地区。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沙俄占领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周围地区和吞并浩罕以后，俄属布鲁特分别由七河省和费尔干纳省管辖，隶土尔斯坦总督。沙俄在省以下设置县乡制度，作为布鲁特部落首领的比，逐渐为乡长等官职所代替。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伯克或比的称号虽然是柯尔克孜族在唐代就已存在的官职，但与维吾尔族相比，很难说它已形成制度。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叙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