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对伯克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废除伯克的世袭制度，制定伯克品级和限制伯克占有燕齐人口的数额。这些措施虽然限制和削弱了伯克的权力和地位，多少触动封建农奴制度，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伯克们继续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是乾隆以后，吏治更加腐败，情况更加严重。

由于广大维吾尔族人民不堪忍受伯克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不久，即在乾隆三十年（1765）爆发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原因，被清军抓住的维吾尔族人巴卜敦供述说：

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近年全不爱惜我等，将疲瘦马匹、羊只散与众人，希图重价。素大人并未查部，且将乌什回人等妻女子妇唤去调戏，所属官兵亦将我等妇女任意奸宿，以致激成事端。^[150]

椿园七十一在分析乌什起义的原因时也说：

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哈密回人也。随从之人皆哈密回子，俱系伊萨克之阿拉巴图，服役奔走，任其意之所为，不敢与较。而回疆各城则不然，其伯克皆系流官，所属回户等诸部民，迥与哈密之主仆名分不同。阿布都拉习见哈密回子为伊萨克驱策之处视同一例，加以性情暴戾，鞭挞凌虐，日以为常，且勒索多方，贪婪无厌，其随从之人尤为恣横。乌什回子已不堪终日，乃办事大臣苏成糊涂淫酗，而其子尤恶……乌什回子久欲寝其皮而食其肉矣。^[151]

总之，乌什起义是阿奇木伯克及驻扎大臣残酷剥削压迫所致，这可以说是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维吾尔族地区阶级矛盾的第一次大暴露。在镇压乌什起义后，清朝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和限制伯克的权力，重申不准伯克额外迭派燕齐，明定赋役额数，甚至连乾隆皇帝本人也常以乌什起义为戒，注意选派驻扎大臣，并令其加强对伯克的管理，使各级伯克及驻扎大臣的行为有所收敛。尽管如此，伯克们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巧取豪夺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申保等奏称：“库车阿奇木伯克阿不都里蒂卜，苛派所属回人，并纵放回奴呢雅斯等赴各乡村，勒索牛马羊钱，稍不如意，即行捆打。”^[152]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李侍政等奏：“克里雅城四品阿奇木伯克迈玛特尼咂尔，希图利己，授意所属明巴什等，恐吓塔木额吉里之民，称系克里雅之人迁移，又将伯克阿里木和卓占据小回民田地谎报，又向克里雅回民等，托故攒收布二千余匹。”^[153]椿园七十一描述了叶尔羌的情况：“豪强兼并习染成风，伯克土霸日增其富，小户回子少有积蓄，辄为所咀嚼。以故人户虽繁，不能殷实，多贫乏之人。”^[154]当时清朝统治还处在鼎盛时期，维吾尔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反映得还不那么激烈。

至嘉庆、道光年间，随着清朝政府统治的日趋没落，伯克们的封建领主性质越来越强烈地暴露出来，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加剧。和卓后裔也利用这一时机，发动叛乱。所以，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以后，清朝政府再次对伯克们进行整顿。据道光八年（1828）八月那彦成所奏《各城阿奇木陋规》，其主要问题如下：

各城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起至六、七品伯克，均例有燕齐回子。查三品阿奇木例设燕齐回子八十户，以次递减。各城大小伯克额设燕齐不一，均有奏案。近因相沿日久，任意增至数百户。每户只纳该伯克年例，藉免官差徭役，其本身应纳官粮，分摊各回户名下补交。该阿奇木等惟利是求，其私自充补者，皆系熟知富户。富户渐贫，又指换殷实之户，回众贻累无穷……

喀城参赞、帮办大臣向来巡阅卡伦，阿奇木派调阖属城庄乌拉马匹，乘骑无多，大半皆系折价，藉为沿途支应及内外当差人等杂费。……嗣后，参赞、帮办大臣巡阅卡伦，需用马匹，即在额设乌拉马内给予印票传调，不准阿奇木藉巡卡之名，私自派调，亦不准令阿奇木给予随从人等杂费……

各城阿奇木每遇年班展觐之期，藉进贡之名，摊派回众。其实，例贡不过小刀、葡萄、瓜干等物，原非贵重之物。该阿奇木等将所敛钱文，置办皮张、金线及土产货物……至到京城。货物销售，又复置办绸缎、茶叶各物，贩至回疆售卖渔利。……且每届班物，四品以下伯克俱系阿奇木点派，其中亦有请托。迨至派定，各于城庄摊派，诛求无微不至，甚至每户派乌拉马若干匹，折红线二千文至十五千文不等。其苛敛倍于各大小衙门……

各城阿奇木、伊什罕等伯克得项最优，足敷养瞻，又复贪多无厌，其本身地亩应用牛具、人工均摊派穷回耕种。回疆地亩宽阔，如百亩分三年种植，所谓歇二种一。阿奇木等伯克利其歇地，亦派令回夫自携牛具耕种，秋收入己……(www.daowen.com)

阿奇木、伊什罕伯克等田土既富，所收粮石颇称丰足。每秋粮入市之前，把持市价，不准穷回粜卖。殆至各伯克等粮石粜足，始准穷回入市。穷回隐痛吞声，不敢与阿奇木等较量……

西四城阿奇木伯克到任，凡动用什物，如绒毡、花毡、铜、锡、木、磁等器皿无不周备无遗。计其所值，为费不赀，而皆摊派于所属回庄，实属扰累……

各城大小伯克到任，均呈递阿奇木马匹，并馈送金丝缎及皮张、绸布等物……^[155]

那彦成还在其他奏折中写道：

阿奇木访有伯克及小回子之妇女，年轻有色，即可唤往奸占，随时退出，又复另换。伯克之强占小回子妇女亦复相同，实属淫滥无耻。^[156]

那彦成所奏伯克们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压迫和剥削广大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事实说明：其一，清朝政府拨给伯克们以耕地和燕齐作为养廉，虽有定额，但伯克们并不遵守这一规定，往往“任意增至数百户”，“且皆悉熟知富户”。这种情况表明，伯克们仍然顽固地企图恢复他们往日的特权，以维护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农奴制统治。其二，伯克们继续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超经济的强制性剥削。阿奇木等伯克已例有燕齐户为其耕地服役，但他们仍利用其歇地，派令自耕农自携牛具耕种，以取得额外收获物。其三，阿奇木等伯克利用各种机会，巧立名目，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敲诈勒索。他们以征发乌拉马匹为借口，让群众折价交纳现金。他们将入觐时自己所需费用转嫁给群众，用征敛的钱财购买物资，运至内地甚至京城贩卖，再从内地置得绸缎、茶叶等物，贩到其地售卖渔利。他们在任职期间的什物所需费用也由群众分摊。可以说，伯克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盘剥简直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其四，阿奇木等伯克欺行霸市，独占市场，操纵市价。其五，阿奇木向新上任的伯克索取贿赂，而新上任的伯克为挽回其损失，在任职期间，必将更残酷地剥削人民群众，以便得到成倍或数倍的补偿。另外，伯克们还依仗权势，奸淫妇女。那彦成所奏《各城阿奇木陋规》赤裸裸地暴露了伯克封建领主的反动本质。

那彦成不但指出了伯克们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种种事实，而且从维护清朝政府在新疆统治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内容于道光十七年（1837），又增纂入《回疆则例》之中。其中规定：“禁止大小衙门及阿奇木伯克藉端苛敛”，“禁止伯克等私设燕齐”，“阿奇木伯克等地亩不准摊派牛具”^[157]等。但是，伯克们根本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仍然继续变本加厉地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贪赃枉法之事屡禁不绝，尤其是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更是愈演愈烈。咸丰二年（1852），库车郡王、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即“藉年班进京，讹索路费，各回庄共摊派元宝千锭，复讹羊羔皮两千张，皆系该伯克护卫、阿浑经手”^[158]。咸丰十年（1860），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奏称：“近日各城回户除正赋外，每年各该阿奇木伯克，向回户多收普尔钱，每户不下两三串之数。”^[159]同治元年（1862）正月，景廉奏称：“阿克苏采办铜斤，每斤领价八十文，由粮饷局发价四十余文，其余既向回户摊派。并据拜城阿奇木伯克哈色木亦有摊派回户，措办驼价之语。”^[160]同年四月，“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将发商银两私还商债，又复摊派回众，滥行枷责，以致回子自行残伤”^[161]。上述情况表明，那彦成指出阿奇木等伯克各项陋规，提出改进措施以后，并未能制止伯克们对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伯克制度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之上，以剥削农奴的劳动果实为基础的一种官僚制度。乾隆年间的伯克制度改革，限制了伯克占有燕齐和耕地的数量，多少触动了伯克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而那彦成提出的改革措施没有一条能够进一步触动封建农奴制度，只是力图按照乾隆年间的旧制约束伯克。可是，经过清朝政府60余年的统治，维吾尔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已有所发展，大多数维吾尔族居民已成为向封建国家纳税的农民，大部分土地也为封建国家所控制，如果对伯克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还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或者只是对其进行修修补补，而不做重大变革，那注定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其次，伯克们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巧取豪夺与清朝政府统治的日趋没落、整个吏治更加腐败有着密切联系。

对于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的朝政，清代学者洪亮吉曾评论说：“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仅仅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无计也。”^[162]魏源则说：“回疆自乾隆二十年勘定后……朝廷常慎选边臣，皆保举之满员与左迁之大吏，回户赖以休息，仰朝使如天人。及其久也，保举渐弛，多用侍卫及口外驻防，视换防为利薮，以瓜期为传舍，与所属司员、章京服食日用，无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官为名，敛派回户，日甚月甚。西域赤铜普尔钱一当内地之五，喀什噶尔岁敛普尔钱八九千缗，叶尔羌岁敛普尔钱万余缗，和阗岁敛普尔钱四五千缗。又土产毡裘，金玉缎布，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统属，又距伊犁将军窎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驻防笔贴式更习情形，工搜括，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直，奴使兽畜，而回民始怨矣！”^[163]

朝政混乱，官吏腐败，使清朝政府的统治迅速从康乾盛世的顶峰跌落下来。受清朝政府各派驻大臣的影响，伯克们也上行下效，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有恃无恐。道光八年（1828）八月，那彦成奏说：“上年张逆滋事，西四城从逆猖獗，实系回众苦于阿奇木等苛敛。而阿奇木之所以摊派，多由大小衙门供支浩繁，摊派敛钱，藉办公之名，又复指称中饱，肥其囊橐。”^[164]

也就是说，由于各城驻扎大臣衙门肆行摊派，给阿奇木等伯克以可乘之机，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广大人民群众，以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当然，道光年间，张格尔在浩罕支持下入寇南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许多维吾尔族居民被裹胁进去，至少可以说明，张格尔确实利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而得逞于一时。同时也说明，伯克们的苛敛殊求，是与清朝政府派驻官吏的贪婪相联系的。另外，“各大臣自到任时，所属本城及各庄阿奇木均馈送回疆所产之丝绸缎、回子锦、花布、古玩、皮张等件”。“任满回京，该阿奇木致送程仪元宝数十锭，亦系摊派”。再“各城司员中，往往向巴杂尔广为收买瘦马，仍系阿奇木供支草料。至膘壮时，作定重价，交阿奇木变卖”^[165]。如果把清朝政府各派驻大臣及其属吏的勒索行为和腐败情形与各城阿奇木等伯克陋规做一比较，可以发现是如出一辙。这就进一步说明，尽管伯克制度与整个清朝官制存在的基础不同，但经过乾隆年间的改革，伯克制度同样是清朝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它的发展变化与清朝政府整个吏治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果不彻底整顿整个吏治，想遏制伯克们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借以维护其在新疆的统治则是绝对难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