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改革，是维吾尔族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它的意义在于：

1.伯克制度改革加强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削弱地方势力，二是笼络、利用各级伯克。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清朝政府的统治。

在诸伯克中，“阿奇木伯克，最为尊贵，生杀予夺，惟其所为”^[135]。为了防止阿奇木伯克成为某一家族的世职，进而形成雄踞一方的割据势力，清朝政府首先废除伯克世袭制度。紧接着，清朝政府以采取“众建而分其势”的政策，把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库车、阿克苏、赛里木、沙雅尔、库尔勒、布古尔以及伊犁的阿奇木伯克俱定为三品，又使其互不统属。另外，清朝政府还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如禁止阿奇木伯克“任用私人，侵夺小伯克等承办之事”，“若有仍前揽权独办，许伯克等于该驻扎大臣前控告治罪”^[136]；规定阿奇木伯克不得私理刑讯重案，不得私交外藩等，千方百计地限制、削弱阿奇木伯克的权力。废除伯克世袭制度以后，伯克的任免主要掌握在清朝政府各驻扎大臣手中，而各驻扎大臣必须对清朝中央政府负责。这样，皇帝、驻扎大臣、各级伯克便组成清朝政府在维吾尔族地区的统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阿奇木为首的各级伯克虽负责处理维吾尔族地区各地的民政事务，但处在各驻扎大臣严格的监督之下。有的学者认为，从形式上看，清朝政府对维吾尔地区的统治是间接的，实际上却取得了直接统治的效果，并且在感情上不易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137]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

清朝政府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也是削弱地方势力的一种手段。

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前，在维吾尔族地区统治阶级上层中，存在着宗教神权和世俗权利的激烈斗争。宗教势力往往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干预世俗政权，因而引起世俗势力的顽强反抗。在清朝政府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世俗的伯克为摆脱大小和卓的神权控制，率先归附清军，这是清朝政府得以迅速平定大小和卓及其后裔叛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既不允许阿浑干预行政事务，也不允许伯克利用宗教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样就防止了他们相互勾结，进而与清朝政府分庭抗礼。之后100余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清朝政府的这一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当然，我们在评价清朝政府实行的政教分离政策时，也应看到，它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除限制、削弱阿奇木等伯克的权力及势力外，清朝政府还对伯克宠以品级，并按品级给以养廉地亩和燕齐，同时又令其入觐，笼络、利用各级伯克。

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清朝政府给率先归附的伯克授以爵位品秩，这对争取维吾尔族统治阶级上层、孤立大小和卓分裂势力是必要的。清军在占领一些城镇后，任命和留用了一批伯克，为“别等威而昭信守”，使伯克“共知感激奋勉”^[138]，也必然要授以品级。这同样有利于稳定形势，加强和巩固清朝政府对新疆的统治。应该说，官吏品级日趋统一，也是清朝政府进一步统一新疆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伯克的品级比内地相同职权的官吏品级要高得多，也不失为一种笼络手段。清朝政府按照品级拨给伯克一定数量的耕地和燕齐，使其解决了衣食问题，因改革而使伯克受到的损失，在经济上对其进行了一定补偿。至于入觐制度，它既表明清朝政府对新疆地区进行着有效的统治，也进一步加强了伯克们与清朝中央政权的政治联系。

总之，经过清朝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伯克制度纳入了清朝地方官制的轨道，成为封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回疆志》所说，经过改革后的伯克制度，“仍各其名，各司其事，添裁升降，定品级，奏请赏给顶翎，各按地方大小、繁简，酌给养廉，禁其横征，颁其钤印，专其职守，今已严如中国官员秩然矣”^[139]！

毫无疑问，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以便巩固和加强其对新疆的统治这一中心问题进行的。但是，它是公元前59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以后近2 000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且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2.伯克制度改革推动了维吾尔族地区的社会进步(www.daowen.com)

按照品级拨给伯克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燕齐（种地人），既是清朝政府笼络伯克的一种手段，也是限制和削弱伯克经济地位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前，由于受封建采邑制度的影响，各级伯克都把其所辖地区的居民和土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均视其所辖回民之多寡贫富，恣意索取”^[140]。所以，各级伯克实际上是一个个封建领主，封建领主经济仍然是维吾尔族地区封建占有的主要形式。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规定伯克养廉土地的数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领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据《西域图志》统计，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四地区，有民田104 516石籽种地亩，官地15 235石籽种地亩，而伯克的养廉地为30 952石籽种地亩（一帕特玛按五石三斗计），占民田的29.6%，占总耕地面积的26%。也就是说，伯克们虽然仍占有不少土地，但较之从前他们把所有耕地视为自己私有财产的情况，已大为改观。

清朝政府在拨给伯克养廉土地的同时，还为其配备一定数目的燕齐（种地人），为他们种地服役。燕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农民，他们虽然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却“在法律上，没有拒绝为其所隶属的官员劳动的权力”^[141]，其地位类似农奴。为防止伯克无限制地奴役劳动群众，推动纳税服役人口的增加，清朝政府严格限制伯克占有燕齐的数额。据《西域图志》统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四地区农户总数为50 778户，而燕齐为2 667户，占农户总数的5.2%。这就表明，虽然伯克还能直接控制一部分居民，但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众已成为向封建国家纳税的农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以赏赐土地及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为支付官吏薪资的方式，是维吾尔族社会的传统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封建领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通过伯克制度的改革，清朝政府在拨给伯克一定数额的耕地和燕齐的同时，又仿内地职官，开始拨给伯克一定数量的养廉腾格钱，使传统的支付官吏薪资的方式向支付货币的方向转变，这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回疆志》记载，作为养廉，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的三品阿奇木伯克则得到150帕特玛籽种地亩和80名燕齐，而阿克苏的三品阿奇木伯克得到200帕特玛籽种地亩和100名燕齐。二者的区别：前者因多得30腾格养廉钱，而比后者少50帕特玛籽种地亩和20名燕齐。《回疆志》还说，和阗的26名伯克因发给数量不等的养廉腾格，而没有拨给耕地和燕齐。^[142]清朝政府发给伯克的养廉腾格钱，并不是由国库支付，而是强迫当地居民按期交纳而来。它类似于奴隶为摆脱人身依附而向奴隶主交纳的赎金，在客观上造成了“农奴制度慢慢衰弱下去，农奴的地位日益接近普通依附农民的地位”^[143]的状况。

总之，作为养廉，清朝政府拨给伯克一定数额的耕地、燕齐及腾格钱，是在当时社会和历史条件下，限制和削弱伯克权力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维吾尔族社会农奴制解体的作用，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进步。

3.伯克制度改革促进了维吾尔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144]。可以说，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改革，适应了维吾尔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暂时缓和了该地区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得以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伯克制度的改革，新的封建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国家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维吾尔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人口和耕地的大量增加。在清朝政府刚刚统一新疆时，维吾尔族人口不过26万人左右，至道光十一年（1831）则达65万余人，即在70多年间增加了1.6倍。为安置新增人口，清朝政府不断鼓励当地居民垦田开荒，并官借口粮，令驻扎大臣督饬阿奇木伯克等妥为筹划。据道光八年（1828）那彦成所奏各地新垦地亩粮赋推算，在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的70年间，维吾尔族地区耕地面积也增加了近一倍。

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增加，商业贸易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西域闻见录》描述叶尔羌“八栅尔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阿克苏也因地当孔道，“以故内地商民，外藩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145]。对于维吾尔族地区出现的社会经济发展、人丁兴旺的景象，A.H.库罗帕特金评论说：“从1760年至1825年，没有任何叛乱中断中国人的统治，从而使这个国家得到了一些休养生息。居民们在获得安宁的同时恢复了元气。”^[146]包罗杰则说：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使维吾尔族地区很快“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147]。应该说，这些评价是比较公允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安定，而社会安定是与当时推行的政策分不开的。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改革，是其对维吾尔族地区诸项政策的核心内容。就这个意义上说，它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