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对伯克称名的语源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伯克制度的形成，主要受来自蒙古草原和阿拉伯、波斯两个方面的影响。但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外来因素影响外，还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伯克的职掌做简单的分析。

我们发现，在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前就存在的30余种伯克中，有关伊斯兰教司法、宗教管理、教育的伯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掌握着维吾尔族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各方面的权力，以维护封建领主对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统治。这就表明，伊斯兰教的传播及宗教势力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伯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成为其产生并存在的思想政治基础。

我们知道，“和卓”这个名称是伊斯兰教头面人物自我标榜的称呼。16世纪以前，“他们似乎以能够对汗或首领们施加影响即心满意足”。但随着宗教势力的增长，至阿布都·热西德汗时期（1533—1570），和卓们则想“既控制思想又控制国家事务”^[78]。这导致察合台后裔统治的没落与和卓势力的兴起。宗教头目逐渐控制世俗政权，以至政教合一。这一变化在任免伯克问题上也反映出来。《西域闻见录》描述说：“开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其阿奇木伯克鲜衣怒马，金丝黄阿浑帽，驼马皆饰以锦鞍各五、七对，旗帜鼓乐，海兰达尔歌舞纷纭前导，伯克、阿浑等皆白圆帽围随左右，其阿奇木心腹人等控弦操槊披甲护卫，一同入礼拜寺讼经……王化以前，是日阿奇木入寺，礼拜毕，即有阿浑议其贤否。以为贤，则留之；以为某事无道，某某事尤无道，则与回众废而杀之。”这种情况说明，宗教势力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已逐步控制世俗政权，这是16世纪以后维吾尔族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受宗教势力的控制、干涉，又是当时伯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www.daowen.com)

尽管有关伊斯兰教司法、宗教管理和教育的伯克在30余种伯克中占有相当比例，但有关地方行政、农田水利、商业税收、工程交通的伯克还是占绝大多数。除属于地方行政的阿奇木、伊沙噶等伯克外，有关征收粮赋、税务、差派徭役和从事水利管理的伯克也占半数以上。这又说明，伯克制度虽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和宗教势力的干涉及控制，并把伊斯兰教法规作为维护封建贵族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支柱，但它仍然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以剥削农民劳动果实而存在的一种官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