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9世纪中叶以后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称之为“回鹘化”，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这是一个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接受了回鹘人的族名、语言和政治统治，而回鹘为适应自然环境，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接受继承了当地的文化。双方最终又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几乎成为该地区全民族信仰的唯一宗教。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经过了近六七百年的时间，至15世纪终于形成了近代的维吾尔族。本文之所以仍然把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称之为“回鹘化”，是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

但是，必须指出，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虽然沿用了回鹘的名称，内涵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已经从一个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的农业民族，从信仰摩尼教、佛教转为信仰伊斯兰教，从使用以回鹘文为代表的书面语和以阿拉伯字母文字拼写的书面语而演变为使用察合台语，特别是通过各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接触、混杂和融合，回鹘人的体质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把他们和隋唐时期的回鹘画等号。

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的学者将这个过程分为“突厥化”和“铁勒化”（即回鹘化）两个阶段。^[16]而有的学者在谈到中亚地区的原住居民突厥化时明确指出：“要实现突厥化，就必须使操突厥语部族与当地原有操东伊朗语的居民融合，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而要达到这种程度，一要操突厥语部族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二要操突厥语部族和当地人一样都信奉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才能使其与当地人混杂地住在一个地方，便于通婚，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妨碍通婚。”^[17]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实际上还没有突厥化，就已经开始了回鹘化的进程。从喀喇汗王朝的波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到伊斯兰教传播到哈密，其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后一个阶段要比前一个阶段长得多。另外，不管是“突厥化”，还是“回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原来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加之回鹘人的语言与其他突厥诸部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突厥化”和“回鹘化”其实是一样的，应该是同一个过程。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原住居民的回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的原住居民能否成为维吾尔族的族源，这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不仅丁零、铁勒和回纥是维吾尔族的重要族源，被维吾尔族融合了的原来居住在南疆的各农业民族，也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重要部分”^[18]。也就是说，原来居住在南疆的各农业民族是维吾尔族族源之一。有的学者利用考古、人类学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认为回纥不等于维吾尔，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的土著居民也不等于维吾尔。现代维吾尔族主要是由以上两部分人，于9—15世纪末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民族。^[19]实际上，这一观点也认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是维吾尔族族源之一。但是，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不能把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民族起源于何时何地，主要指这个民族的主要族源最早的居地和时间，而不能将与这个民族密切相关的民族起源地和时间，或一部分后来同化、融合于这个民族的起源地和时间，当成这一民族的起源地和时间”。并认为，“近现代维吾尔族真正以Uyghur为名，最早出现于历史文献的源头，乃是公元5世纪活动于蒙古草原操突厥语的高车诸部之一的‘袁纥’部落”。^[20]我们赞同这种观点，但需要补充的是，前面两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完全弄清楚“源”与“流”的区别。袁纥部落是形成维吾尔族的“源”，在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化、融合的其他民族成分或部族，只能称为“流”。道理非常简单，如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在其东流的过程中，又汇入了岷江、嘉陵江、汉江等，但我们绝不会把岷江、嘉陵江、汉江等的源头作为长江的江源。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会也不能把在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化、融合的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当作维吾尔族的族源。他们只能是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流”。

另外，如前所述，在回鹘化之前，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有多种民族成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或部落联盟。其中，不仅有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还有陆续迁入的匈奴、汉、柔然、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如果笼统地将他们作为维吾尔族的族源，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原住居民的回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同其他民族一样，维吾尔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同样由于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发展壮大了自己。14—15世纪，又有不少蒙古人和其他民族成分融入其中，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维吾尔族。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是普遍存在着的，这是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根本原因。

（原载《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注释】

[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2]《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3]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载《辅仁杂志》第11—12期合订本。

[4]《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5]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366页。

[6]参见《大唐西域记》卷一、卷一二。

[7]《北史》卷九七《高昌传》。(www.daowen.com)

[8]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9]《宋书》卷四九〇《高昌传》。

[10]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11]有回鹘文抄本《福乐智慧》，属15世纪，现存维也纳国立图书馆。

[1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32、33页。

[13]克·格尤别赫：《古和田语佛教文献》，贝莱的导言，第Ⅺ页。

[14]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121页。

[15]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22—444页。

[16]谷苞：《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17]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8]谷苞：《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19]杨圣敏：《回纥人的种族特征试析——兼评回纥与维吾尔之区别》，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0]周伟洲：《关于维吾尔族族源问题评吐尔贡·阿勒玛斯〈维吾尔人〉的有关部分》，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