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是从8—9世纪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回鹘族和其他民族大批进入该地区开始的。

早在5世纪末，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高车（铁勒）副伏罗部就已经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地区。高车与柔然长期进行斗争，频繁迁徙，至6世纪末7世纪初，被称为铁勒。其部落分布极广，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山谷草原，多有所在。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活动有契弊（苾）、薄落、职乙、纥骨、乌灌（一作乌护）等部。有的学者认为，乌灌（乌护）与回纥属于回鹘族的东、西两支。^[8]

突厥汗国的建立及其对天山南北的统治，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但对以后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在突厥的统治下，居住在高昌地区的汉人不仅“兼用胡书”，还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突厥人一样“披发左衽”。其他民族的居民，由此可略见一斑。

7世纪初期，回鹘人就在其首领菩萨的率领下，以五千骑兵击败突厥十万大军，并追至天山，俘获大批突厥部众，在唐朝灭亡东突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唐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唐，攻破北庭。回纥首领、瀚海都督婆闰率兵五万，协助唐将梁建方、契苾何力，大破贺鲁，收复北庭。唐显庆元年（656），贺鲁再次起兵反唐，婆闰领兵又助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大破贺鲁于阴山、金牙山，并随伊犁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追剿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终擒贺鲁。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的过程中，婆闰及其所率回纥兵为巩固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8世纪末9世纪初，回鹘与吐蕃在北庭展开激烈争夺，并最终控制北庭、高昌等地。

突厥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及回鹘人在西域的早期活动，无疑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9世纪中叶，异姓突厥诸部落葛逻禄、样磨等在中亚地区建立政权，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后人称其名为喀喇汗王朝。与此同时，西迁的回鹘人在今吐鲁番和吉木萨尔一带建立高昌回鹘王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11世纪初，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地区分别被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所统治。由于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居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总的人数上都占有优势，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回鹘化便不可避免了。

当然，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居民在政治和人数上占据优势，并不等于回鹘化。我们所说的回鹘化，是指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居民与当地原住居民通过接触、通婚和融合，回鹘语逐渐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即语言的同化。要达到这种程度，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如回鹘及其近族、同族葛逻禄、样磨等，必须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便于与原住居民接触、通婚和融合。

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时期，进入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的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等，在当地原住居民的文化影响下，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当然，这一转变首先是由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自然环境所决定。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和游牧业相比，收获较为稳定，他们自然选择了这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等，特别是回鹘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的。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北宋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在其《高昌行记》说：高昌“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硙。地产五谷，唯无荞麦。贵人食马，余食羊及凫雁”。这说明高昌是一个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回鹘人的上层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某些饮食习惯——食马肉。王延德称，他到了高昌王的避暑地北庭，那里有很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9]。这也告诉我们，在迁入西域百余年后，回鹘上层仍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某些生产方式，并没有一下子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转变是必然的。正是这一转变，使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和当地原住居民在经济领域内达到了统一，也为他们之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高昌回鹘完全转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在蒙古的蒙哥汗时期。蒙哥汗即位以后，为了削弱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势力，于1252年处死了与窝阔台系大汗密切关系的高昌亦都护撒邻迪（萨仑的斤），恩准亦都护的兄弟斡根赤（玉古伦赤）继立为亦都护。接着，他又采取分解政策，将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领地分成若干小块，再予以层层分封。从窝阔台汗国分化出来的合丹领地放在了别失八里，直接占有亦都护的大片土地，所以高昌亦都护再次成为蒙哥汗政策的受害者。蒙哥汗还任命亲信纳怀、塔剌海、麻速忽（即马思忽惕）等为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这样，高昌亦都护的领地不得不缩小到高昌一带。故《西宁王忻都碑》说：“已而北庭多故，民弗获安。乃迁国火州。”高昌亦都护迁到高昌，使回鹘由游牧完全转入定居，完成了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过程经过了四百余年。(www.daowen.com)

回鹘人在放弃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的过程中，还接受继承了当地的绿洲农业文化，其中包括音乐、舞蹈和绘画等。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重读一下唐代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描写西域乐舞的诗篇，再品味当今维吾尔族的音乐、舞蹈，就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共同的语言则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在高昌回鹘王国境内，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回鹘文，逐渐被广泛使用，并代替了以前使用的古代突厥鲁尼文。随着城市生活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回鹘语文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以其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说：“回鹘人的语言是纯粹的突厥语，但他们彼此交谈时还使用一种方言。”除使用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回鹘文外，“回鹘人还有和秦人文字相似的另一种文字，官方文牍都使用这种文字”^[10]。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文字应该是汉字。这说明直至11世纪下半叶，汉文仍然是高昌回鹘使用的文字之一。但是，最终汉字还是被回鹘文所代替。

在喀喇汗王朝境内，突厥语为官方正式语言，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为官方的正式文字。例如11世纪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著的《突厥大词典》中的古代突厥语词和诗歌、格言、谚语，就是用阿拉伯字母写成的。同一时期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编写的另一名著《福乐智慧》，有人认为它是先用阿拉伯字母写成，以后才用回鹘文抄写的。^[11]至迟至11世纪末，突厥语族语言作为当地通用的语言，基本上普及到了塔里木盆地边缘广大地区，而原居民的语言逐渐消亡。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导言中证实了这种情况。他说：11世纪下半叶，凡是通晓两种语言并和城市居民有交往的人的语言是不纯的。“索格达克”“坎切克”“阿尔古”等部落就是通晓两种语言（指突厥语族语言和本民族母语）的。“喀什噶尔有操坎切克语的村庄，但城里人均操哈喀尼耶突厥语”。“吐蕃人有自己的语言。同样，和阗人也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这两种人的突厥语讲得并不流利”^[12]。也就是说，至11世纪，和阗地区的原居民不仅皈依了伊斯兰教，也开始了语言的突厥语化进程，现在我们见到的属于11世纪或更晚一些的古代和田语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13]

尽管如此，当时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尚不具备形成统一民族的客观条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于10世纪中叶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北部以高昌为中心的回鹘王国则多为佛教徒。由于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和心理状态各异，双方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喀喇汗王朝称高昌回鹘王国的居民“是最凶恶的异教徒”^[14]，而高昌回鹘王国则支持信仰佛教的和阗李氏王朝反抗喀喇汗王朝的入侵，甚至直接与其发生武装对抗。在喀喇汗王朝灭亡和阗李氏王朝以后，双方以阿克苏为界形成对峙状态。所以直至14世纪，伊斯兰教传播的主要区域仍在阿克苏以西地区。这种情况，直到14世纪中叶的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才发生变化。当时，秃黑鲁·帖木儿汗（1343—1363年在位）作为新疆地区的蒙古汗皈依伊斯兰教。在他的强制命令下，有十六万蒙古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其子黑的儿火者亦热心传播伊斯兰教，并率军对吐鲁番进行“圣战”，强迫当地居民成为穆斯林。此后不久，伊斯兰教便逐渐成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普遍信仰的宗教，并占有统治地位。

一般来说，人们都把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称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伊斯兰化。希提在其所著《阿拉伯通史》一书中提出了伊斯兰化的三个标准：一是非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在政治上的归附；二是非伊斯兰地区改信伊斯兰教；三是语言的同化。^[15]对照这三条标准，除语言的同化外，上述观点基本上是成立的。实际上，在改信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语言文字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他们的语言中，增添了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在文字方面，不管是高昌回鹘王国使用过的以回鹘文为代表的书面语，还是喀喇汗王朝使用过的以阿拉伯字母文字为代表的书面语，都已经让位于察合台文字（近代维吾尔语）。察合台文成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普遍使用的文字。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伊斯兰化，是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他们普遍信仰了伊斯兰教，不仅使不同民族之间便于通婚，还凝聚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使他们得以互相认同。所以说，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都逐渐统一，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