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匈奴统治西域的各项措施和政策来看，如设官建置、驻兵屯田、和亲纳质、派兵征讨等，与汉朝区别不大。但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北匈奴以失败西迁而告结束。其中，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因素。内部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1）制度方面。这是以往学者经常强调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中叶是匈奴奴隶主国家建立的时期。^[33]匈奴政权实行的是奴隶制，而汉朝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国家。匈奴的奴隶制不如汉朝的封建制，社会制度先进是汉朝在汉、匈奴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汉朝在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2）综合国力。在谈到经济原因时，有人认为，匈奴的经济比较落后，他们的畜牧狩猎经济，不如汉朝的田耕农业经济，^[34]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就生产方式来说，畜牧狩猎经济与田耕农业经济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采取什么生产方式是由当地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蒙古草原适合游牧生产，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适合农耕，这都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当时情况分析，两种生产方式各有所长：农业经济比较稳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一些；畜牧经济灵活机动，一旦遭灾，可以转移，不像农业经济必须依附于一块土地。将匈奴的畜牧狩猎经济与汉朝的田耕农业经济进行比较，虽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但有规模大小、强弱之分。史籍上多次强调，“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35]。人口少，经济规模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综合国力不如汉朝，才是匈奴失败的重要原因。

（3）内部分裂。匈奴人口不多，经济规模小，再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人口更少，经济规模更小。匈奴大的分裂有两次：一次是甘露二年（前52）五单于并立，争斗结果，呼韩邪单于降汉，郅支单于被西域副校尉陈汤率军击杀。事隔百年以后，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比的率领下归汉，北匈奴面临汉和南匈奴的双重打击，逐渐向西北转移。在与汉朝争夺西域失败后，西迁中亚和欧洲。匈奴以马上战斗立国，是由许多部落或部族组成的军事联合体，缺乏稳定的基础，兴起容易，瓦解时也迅速。南匈奴归汉，北匈奴西迁，是其内部斗争的结果。内部分裂，也是匈奴与汉朝在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4）政策方面。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匈奴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对比汉、匈奴在西域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朝在西域不收租税。其行政军用，主要靠屯田自行解决。而匈奴统治西域，看到的是“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36]，不仅要让其供给行政军用，还将他们当作进犯汉朝河西地区的资本。东汉初，匈奴复辟其在西域的统治，不仅没有减轻税负，反而敛税重刻，加重各族人民的负担。永初年间，北匈奴再次统治西域，更是变本加厉，不仅要求“备其逋租”，即交上几十年没有交纳的租税，还要“严以期会”，即必须按时交纳。这样的掠夺性税收政策，自然是不得人心的，遭到西域各族人民的反抗。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匈奴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如文化的不同等。我们应该对匈奴统治西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其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第一，匈奴势力向西拓展，改变了西域乃至中亚居民迁徙、流动的方向。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侵入埃及、伊朗、巴克特利亚及印度，在东起印度河以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病死，停止了东进的脚步。亚历山大帝国垮台后，在其故地相继产生了几个希腊化的国家。在中亚、西亚有塞琉西王国、巴克特利亚王国和帕尔提亚王国。塞琉西王国，曾经统治中亚地区，后期主要在叙利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亡于罗马。巴克特利亚，即中国汉文文献中的大夏，初隶属塞琉西王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独立。强盛时，巴克特利亚领有北起阿姆河上游、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后主要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即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或元朔元年（前128），巴克特利亚王国亡于月氏人的入侵。帕尔提亚王国，即安息王朝，初隶属塞琉西王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独立，领有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强盛时，曾与罗马对抗。公元2世纪势衰，魏文帝黄初七年（226）为萨珊王朝所代替。亚历山大及其以后的塞琉西王国、巴克特利亚王国和帕尔提亚王国，可能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并没有继续向东方发展。但是，与他们相反，因定居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矛盾、冲突、碰撞而引发的战争，从东向西，逐渐扩大到了西域，最终导致月氏、北匈奴的西迁，因而改变了西域乃至中亚民族迁徙、流动的方向。此后，东方特别是游牧民族从东向西迁徙，成为中国古代民族迁徙的主要趋势。

第二，匈奴统有西域，使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区，开始互相接近，从而增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西域本有三十六国，其后分至五十余国，属于小国寡民。多者六七千户，八万多人；少者一两百户，一千余人。他们各自孤立地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郭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绿洲和绿洲经济的分散性，使他们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西域诸国需要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力量，把他们联合起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护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西域诸国或者依附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依附于中央王朝的重要原因。而匈奴是第一个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使他们互相接近，增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第三，匈奴统有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畜牧业的发展。汉代西域人口多时在九十万左右，其中，各城郭诸国人口二十六七万，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37]而在汉朝初期，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人口不过十万。乌孙发展迅速与匈奴有很大关系。《汉书·张骞传》说：最初，乌孙与月氏驻牧于祁连、敦煌间，是个小国。大月氏攻杀其王，夺其土地，乌孙部众逃奔匈奴。当时，乌孙王子昆莫尚在襁褓之中，为匈奴单于收养。乌孙昆莫长大后，匈奴单于“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38]。这里的“西城”，为“西域”之误。这就是说，乌孙是按照匈奴单于的安排驻守西域的，所以他应该仍然与西迁的月氏相邻。正因为如此，乌孙昆莫才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占据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地区。其后七八十年间，乌孙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应该是与匈奴的支持分不开的。

第四，匈奴势力向西拓展，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汉朝统一西域，是反击匈奴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也是汉朝反击匈奴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汉武帝即位后，施行“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39]的战略，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继之占领河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置阳关、玉门关，又连城而西，修烽燧，筑亭障，使天山以南的绿洲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首先与中原融为一体。汉朝自东而西，自南而北，统一西域。这是汉朝反击匈奴斗争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讲，匈奴势力向西拓展，也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第五，匈奴势力向西拓展，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从前元四年（前176）击灭月氏，到元嘉元年（151）北匈奴呼衍王与汉朝军队最后一战，匈奴断断续续在西域活动了320多年。匈奴势力向西拓展，同样通过西域特别是天山以北的牧业区，把蒙古草原与哈萨克草原连在了一起，这就使以往从蒙古草原经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在向南去伊朗，或向西到南俄草原的道路更为近便。《汉书·西域传上》说：“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安息，即帕尔提亚王国。这就是说，匈奴统有西域后，经常派遣使者到中亚、西亚各国。其目的不外乎政治交往、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漠北诺颜山（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北130公里处）属于匈奴的墓葬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金器，如兽头铜像、金制兽像等，多采用了古希腊罗马制式。在12号墓葬中，出土有两幅绣品：一幅名“山、云刺绣”，一幅名“腾龙刺绣”。“山、云刺绣”长1.92米，宽0.38米，是在一块棕色缎子上用红、黄、棕色丝线绣着小山和白云的刺绣画。考古学家认为，这幅刺绣画是希腊式的。“腾龙刺绣”中的龙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龙不同，双肩上画有一对短翅，小的与龙身极不相称。龙的周围是角形图案，类似于哈萨克人毡毯上的图案画。在6号墓葬中，也出土了两幅大小相同的绣在深棕色毛织品上的刺绣画，反映了匈奴人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一幅绣有一棵类似椰子树的树木，树旁有一只带翅膀的虎形动物，伸着脖子、翘着尾巴向前奔跑。另一幅绣着一组花木，上端飞翔着一只鸟。鸟的左爪持盾，右爪持叉，口中衔着一条蛇。在上述两幅绣品的旁边，还有一幅绣品，用黄、白、绿、棕色丝线绣成，在棕色毛织品上绣着一个骑白马的人，头戴护耳帽，身穿用皮子绣边的绣花长外衣，脚穿一双鞋面上有横线的软底皮鞋。其左边有两个人，注视着前方；右边则有两匹分别仰着头、低着头的黑马。这三幅绣品中的人物、兽类和花草与黑海北岸出土的斯基泰人（塞人）的金银器皿及陶器上的图案完全一样，说明斯基泰人或属于斯基泰的萨尔马特人，已经把希腊式的工艺品，经中亚地区传播到了匈奴。^[40]

我们常说，今天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华各民族包括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共同缔造的。笔者认为，其中，应该包括匈奴！

（原载《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

【注释】

[1]《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2]《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3]《汉书》卷六《武帝纪》。

[4]《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5]《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6]《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7]《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9]《汉书》卷七〇《郑吉传》。

[10]《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

[11]《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12]《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13]《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14]《汉书》卷七〇《陈汤传》。(www.daowen.com)

[15]《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16]《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17]《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

[18]《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19]《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20]《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21]《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22]《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23]《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24]《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

[25]《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

[26]《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

[27]冯云鹏、冯云鹓辑：《金石索·石索二》之《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28]《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29]《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30]《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

[31]《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32]《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

[33]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34]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35]《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36]《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

[37]《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3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39]《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

[40]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