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族，就有民族之间的差异。有民族差异，就有民族矛盾。正如前面所说，历史上，各族人民在互相联系、接触的过程中，有交流、互惠互利，甚至同化和融合，也有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那么，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这是新疆民族关系史必须要阐明的重要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对什么是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深入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友好是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抗和战争是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2]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越来越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3]当时，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其实，上述三种观点，都没有完全揭示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和本质，没有客观地描述出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轮廓，没有全面地阐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但是，它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88年8月22日，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并以此阐明历史上我国的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的家园有完整的内部结构，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新石器时代各种不同文化的交融和汇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起点；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秦汉统一中原农业区和匈奴统一北方牧业区，既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迁入中原地区，是历史上我国民族迁徙的主要方向；在民族的不断迁徙中，汉族因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日益发展壮大，同时不断地向四周辐射，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在我国历史上，汉族吸收融合了不少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其他少数民族也融合了不少汉族；我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的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根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我们认为在历史上，各民族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接近，共同进步，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终于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同时，形成既统一而又各具个性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这是我国各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也是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都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新疆各民族的关系同样是我国各民族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也是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新疆又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有着更加复杂而又独特的情况。其主要表现在：民族众多，迁徙频繁；新疆各民族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新疆，而是涉及蒙古、中原和青藏高原地区，影响所及可远达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历史上的许多民族在迁徙、融合中消失了，一些民族却获得了新生。这种许多民族互相同化、融合、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形成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象，还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互相离不开的关系。

然而，总体来说，历史上新疆的民族关系还是受全国民族的影响和制约的。如前所述，汉唐时期，新疆各民族都分属各城郭诸国，小国寡民，各自孤立地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郭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绿洲经济的分散性使他们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西域诸国需要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对外部力量的侵害。这就是历史上新疆各民族及其政权，或依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统一于中央王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般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基本相同，加之中央王朝往往采取羁縻政策，他们拥护中央王朝，愿意与中原地区实行统一。特别是公元前59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随着新疆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新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也增强了。西汉末年，由于王莽采取的错误政策，西域一度中断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但在东汉建立后，诸国便“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4]。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战争频仍，割据政权林立，但新疆各族人民始终没有中断与内地的联系，与魏晋王朝和“五凉政权”保持着“无岁不奉朝贡”^[5]的局面，这都是最好的例证。所以说，在中原农业区和蒙古草原游牧区没有完全统一之前，新疆各族人民一直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缔造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而共同奋斗。(www.daowen.com)

迄至宋辽金时期及其以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影响地区的稳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新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随着伊斯兰教传播到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了。在这一过程中，西迁的回鹘人改变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民族和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并接受和继承了当地的文化。塔里木盆地缘边地区的原居民，则接受了回鹘人的族名、语言和政治统治。当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便开始互相认同，并逐渐凝聚起他们共同的民族意识。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了。除维吾尔族外，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所以说，民族融合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清朝时期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清朝后期，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外来侵略势力、帝国主义的威胁。新疆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维护民族尊严，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1855年，塔城各族人民保卫雅尔噶图金矿、火烧沙俄塔城贸易圈的斗争，1863年4月至5月，新疆各族军民击溃沙俄“塔城部队”“伊犁部队”入侵的斗争，以及阿古柏入侵后各族人民反抗阿古柏殖民统治的斗争等，无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沙俄悍然出兵伊犁，大敌当前，各族人民放弃政治歧见，奋起抵抗。他们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俄国人注意到同他们浴血奋战的“除了塔兰奇人，还有很多汉人，卡尔梅克（蒙古）人，吉尔吉斯人（指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和东干人”^[6]。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体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新疆各民族已经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所以说，维护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民族尊严，共同抗击外来侵略，是近代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总之，回顾历史，我们认为，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也遇到过曲折和反复，新疆各民族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当然，我们不能把近代以来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同古代历史上的分裂混为一谈，不能把民族分裂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时间无限向上推，甚至一直追溯到汉代。

民族分裂主义同古代历史上的分裂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我国历史上的分裂，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我国在每次分裂时期结束以后，都会迎来更大范围的进一步大统一。如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唐朝则在更广阔的范围里统一了全国；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后宋辽金对峙的状态，发展和巩固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时起，新疆历史的脉搏就和全国一起跳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处于分裂状态，新疆也是诸国称雄。唐朝灭亡以后，内地先是五代十国争强，继之便是宋辽金对峙，而新疆则形成了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王朝、高昌王国三足鼎立的局面。历史同时也表明，新疆与全国一样，每一次新的统一，都促进了各民族的社会进步，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互相联系。所以说，历史上的分裂与现实中的民族分裂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另外，历史上我国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或割据政权，他们分裂的是政权，而不是国家。魏、蜀、吴三国鼎立，都声称自己是正统。偏居蜀地的刘备，自称刘皇叔，就是这个意思。十六国时期，匈奴贵族刘渊说：“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民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今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民望。”^[7]他不仅继续称“刘”姓，在建立政权后亦称“汉王”，且追尊刘备的儿子刘禅为“孝怀皇帝”。刘渊这样做，就是为了争得正统地位。内地如此，新疆也是这样。宋辽金时期，前述喀喇汗王朝就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于阗尉迟家族自称唐之宗属，随唐朝国姓“李”，于阗王尉迟僧乌波取了一个汉名叫李圣天。高昌回鹘王则自称“西州外生狮子王阿厮兰汗”^[8]。这都说明，他们从来没有将自己置于中国之外。这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企图将新疆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将新疆各族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新疆各民族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历史，描述成分裂和反分裂的历史，而应该始终把握着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