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接触并建立多方面的联系，不可能不发生混杂、同化和融合。在互相联系、接触的过程中，有交流、互惠互利，甚至同化和融合，也有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那么，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表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考察历史上新疆民族的关系时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从汉代开始，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原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辽金时期。而中原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因为二者之间的经济结构不同。

战国时期北方开始修筑长城以后，内地便以长城为界，逐渐形成了南、北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和长城以北的牧业区。农业区和牧业区都有自己特有的产品，这些产品既是对方所没有或者缺少的，又是对方在生产、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农业区需要牧业区的各种牲畜，如马、牛、羊、驴、骆驼等，以及皮革、畜毛和药材等。牧业区则需要农业区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如粮食、丝织品、麻织品、金属工具和用具、酒类等。通常情况下，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经济交流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历史上，我国各个经济区之间开展的“开关”“互市”，就是这种交流的主要形式。但是，当和平的交流方式得不到满足时，便爆发了掠夺性的战争。这是我国历史上中原农业区和各牧业区之间，特别是和北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区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相连，经济结构相同，当长城向西不断延伸并与天山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内地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便扩展到了新疆。

为了制止匈奴的抢掠，汉武帝即位后不久，便制定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了联系。公元前121年，驻牧于河西地区的匈奴浑邪王归降汉朝。西汉政府于其地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移民屯垦。河西四郡的建立和农业开发，使中原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与天山以南的各绿洲农业区连成了一片，同时隔断了匈奴与西羌两个游牧民族和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两个牧业区之间的联系。于是，汉朝政府开始了统一西域的斗争。公元前107年，汉朝与乌孙建立同盟，公元前103年，汉朝遣军伐大宛，公元前101年在渠犁、轮台一带驻军屯田。经过40多年的激烈争夺，至公元前60年，统辖匈奴西部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之后，西汉以郑吉为都护，置西域都护府，统一西域。在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经营农业区的民族及其政权，首先取得了胜利。

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似乎一直在演绎着汉朝与匈奴的故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柔然，隋唐时期的唐朝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同样反映了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在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大都首先是由游牧民族及其政权主动发动攻击的。特别是在北方蒙古草原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由于游牧经济结构单一且比较分散，他们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生产力较为低下，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很弱。一场暴风雪就可能导致大量牲畜的死亡，使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部落随之衰落。所以，在战略上他们并不占优势，他们往往经过较长时间的争夺，最终败下阵来。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的争夺，就是这种情形。

汉代，在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以及天山山谷地带，分布着许多小国，人口多者8万余人，少者仅一两千人。由于这些小国有30余个，所以《汉书》称其为“西域三十六国”。又由于它们多以城郭为中心，故又称“城郭诸国”。在其后的千余年间，他们之间也曾发生过兼并战争，但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小国寡民，且各自孤立地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郭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当中原农业区和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区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扩展到新疆的时候，新疆各民族及其政权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或依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统一于中央王朝。他们内部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派。由于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基本相同，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掠夺性的战争，加之中央王朝往往采取羁縻政策，通常情况下，他们拥护中央王朝，愿意统一于中央王朝。这是汉朝、唐朝等中原中央王朝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宋辽金时期，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因素。特别是经过汉唐时期的多次反复，到蒙元时期最终实现蒙古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统一以后，宗教日渐成为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www.daowen.com)

历史上，新疆一直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一些盛行于东方或西方的宗教沿着丝绸之路先后传入新疆。祆教是传入新疆最早的外来宗教，曾经在今伊犁、吐鲁番等地区流行。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后，在各地统治者的推动下，不久便成为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的主要宗教。此后，道教、摩尼教、景教相继传入新疆，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各种宗教之间既相互吸收，有着不少的共同点，又相互排斥，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有着较强的包容性，所以在汉朝及其以后的千余年间，宗教并不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从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伊斯兰教的排他性不允许其他宗教的存在。960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了征服佛国于阗的“圣战”，并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这一地区。1017年，喀喇汗王朝又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战争。喀喇汗王朝的军队高呼着“圣战”的口号，潮水般地越过伊犁河，进攻回鹘王国的属地。高昌回鹘的顽强抵抗，使喀喇汗王朝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双方进入对峙状态。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在接受伊斯兰教后，效法喀喇汗王朝，在强迫众多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不断发动对信奉佛教的吐鲁番和哈密的“圣战”，用武力将伊斯兰教推行到上述地区。所以，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成为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居民普遍信仰的一种宗教。

这里必须指出：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不过是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政治扩张的一种战争，是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互相征服、互相仇杀的一种军事手段。但是，长期的宗教战争必然影响地区的稳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综观历史，我们也发现，在新疆地区不断发生宗教战争的时候，新疆各民族不管宗教信仰如何，都没有中断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喀喇汗王朝的首领们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他们的头衔中往往包括“桃花石”这一称号。“桃花石”是“中国”的意思，而“桃花石汗”就是中国的汗。^[1]至15—16世纪，明朝在新疆直接管辖的地区仅限哈密一带。然而，新疆的其他地区包括今中亚一带仍然与明朝政府使节来往不断，各地首领仍然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

历史发展到近代，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外国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势力，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共同的命运把各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促使各族人民空前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新疆是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英国和沙俄为争夺中亚，觊觎新疆已久。1864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新疆爆发了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暴动。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的斗争摧毁了清朝政府设在新疆的一整套旧的行政机构，镇压了一批封建官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宗教上层或小封建主手中，斗争被引入歧途。他们或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所谓的“圣战”，或为了扩张地盘而互相征伐。在这种情况下，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机侵入南疆，建立“哲德沙尔”（七城）政权，继而又将势力扩大到了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1871年，沙俄不愿看着亲英的阿古柏势力坐大，遂以“代收、代管”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1873年，为支持阿古柏政权，英国派出庞大使团至喀什噶尔，赠送给阿古柏大批武器，之后与之签订《英国和喀什噶尔条约》，侵犯中国主权。

阿古柏殖民政权的黑暗统治，以及英、俄企图分裂新疆的明争暗斗，使新疆各族人民蒙受深重苦难，也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恢复社会安定局面的斗争勇气。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师出关，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所有地区。进军之迅速，完全超出了清朝政府的预计，甚至连左宗棠也始料不及。之所以如此，除广大官兵不避凶险、英勇杀敌以外，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充当向导，报告敌情，运送粮草，捐献钱款，甚至主动拿起武器，截杀敌军，大大加快了战争胜利的步伐。这种形势表明，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暂时处于次要地位，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则成为主要矛盾。维护统一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民族尊严，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新疆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内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疆各民族已经自觉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