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时，人们都会发现，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这两个统一最终又混同为一个大统一。汉、唐两朝在实现我国大统一方面曾取得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终于实现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而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统一。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新疆始终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最晚在秦汉时期，新疆以天山为界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即南疆农业区和北疆游牧区。在汉朝开屯垦、置河西四郡以后，中原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便与南疆农业区联系起来了。北疆游牧区则早已与蒙古草原连成一片，成为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这样，我国历史上农业区与游牧区的矛盾在新疆也就集中地反映出来了。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置西域都护府，统一西域，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为不久以后“汉与匈奴合为一家”^[8]，实现我国农业区与游牧区的首次统一创造了条件。

由于西汉政府“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实现，新疆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凸显，受到历朝中央政府的重视。2世纪初，由于北匈奴的袭扰和羌族人民起义，东汉政府曾一度放弃西域。对此，班超之子班勇明确指出，自汉武帝以来，由于“开通西域，离其党与”，“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才使“匈奴远遁，边境得安”。^[9]因此，他主张尽快收复西域。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也认为，若不收复西域，听任北匈奴猖獗，“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10]。他们的意见促使东汉政府采取措施，很快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以后的历代王朝也以此为指导思想，认为西域不守，河西则危，河西危机，则陇右不固，陇右不固，必然震动京师长安。所以，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正是从这种整体战略出发，唐太宗决心平定高昌氏政权，武后力主恢复安西四镇，不断发展和巩固唐朝对西域的统治，以消除来自北方突厥和青藏高原吐蕃两个方面的威胁。故曾出任西州刺史的元载说：“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11]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了。特别是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一些有识之士更是明确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12]正因为此，左宗棠才临危受命，担当起清朝政府收复新疆的重任。

在我国历史上，农业区和游牧区能够实现大统一，经济上的互补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游牧区域内的农业开发对结束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南北对峙，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它使全国的农业区域不断扩大，牧业区逐渐缩小，从而使游牧区和农业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在这一方面，新疆也占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

北疆地区一直是我国主要游牧区之一。但从汉代时起，这里就开始了以屯田为主要形式的农业开发。唐代，新疆的屯田有56屯，其中22屯是在北疆。至清代，这里的农业更是蓬勃发展。清朝政府设置各种类型的屯垦区，如旗屯、兵屯、民屯、回屯、遣屯，并迁移人口，兴修河渠，发展商业、手工业，使北疆地区由逐水草而居的单纯游牧经济，变成了屯垦点星罗棋布的农业经济。北疆地区与甘肃河西、宁夏、内蒙古及东北等地的新农业区形成之后，就永远结束了中原农业区和北方游牧区长期对峙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屯田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还为发展和巩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建立健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方面，新疆也走在了前列。1884年新疆建省，不仅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社会发展，还是我国边疆地区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以新疆建省为典范，台湾和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相继改设行省，进而推动了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加强了国防。所以，新疆建省被称为“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13]。

2 00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新疆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原载《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

【注释】

[1]《汉书》卷七〇《郑吉传》。

[2]《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www.daowen.com)

[3]《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4]《宋书·大沮渠蒙逊传》。

[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6]和宁：《三州辑略》卷四。

[7]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8]《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

[9]《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

[10]《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11]《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

[12]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五〇。

[1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