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诸多关系中，经济联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历史上，经济联系也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考古资料表明，三千多年前新疆与内地就存在着相当规模的经济交流。汉朝统一西域为新疆与内地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创造了更为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在西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中，大家所熟知的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据后人考证，苜蓿、葡萄和胡麻、胡豆（蚕豆）、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萝卜（黄萝卜）等带“胡”字的农作物，以及西瓜（西域瓜）、石榴（安石榴）、菠菜（波斯菜）等，是从西域传入内地的。棉花传入内地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通过陆路由新疆传入内地；另一条是由海路通过南方传入内地。至元明时期，内地种棉已相当普遍。棉花的种植改善了内地人民的衣着，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苜蓿、葡萄、棉花等农作物品种传入内地的同时，内地的一些农作物也传到了新疆。至今维吾尔语对花生、洋芋、茄子、白菜、韭菜、芹菜、辣子等农作物的称呼仍沿用汉语，这说明它们是由内地传入新疆的。另外，黄豆、桃、杏、梨等，也是由内地传入新疆的。

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交流，是历史上新疆与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内容。从汉代时起，随着屯田事业的发展，士卒们把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了新疆。考古人员在精绝遗址、扜弥遗址都发现了汉代的铁刀、铁锛、铁镰等工具。从其特征看，这些农具都是从内地传入的。甚至到了清朝时期，“乌鲁木齐每年各屯所需农具，俱由内地运送”^[6]。为节省运费，清朝政府遂调内地工匠，来新疆锻铁。在农耕技术方面，最重要的是牛耕技术由内地传入新疆。在罗布泊出土的一木简记录说：“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管下受试。”^[7]据研究，这句话的意思是晋朝政府把赠给西域某国王究的犁与牛，让主簿（官名）带到晋军屯田的地方进行耕作试验。克孜尔千佛洞第175号石窟中的牛耕图也说明，魏晋时期，牛耕技术已经在西域推广开来。内地的灌溉和修筑大坝的技术，也由屯田士卒带到了新疆。考古人员在罗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发现一道用柳条覆土筑成的长堤，在沙雅发现了长达百余公里的河渠（当地人称“汉人渠”），在米兰则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这些遗址附近都发现有五铢钱、铜镜等物，说明他们修建的年代可以上溯到汉晋时期。(www.daowen.com)

蚕桑业和造纸技术由内地传入新疆，是新疆手工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唐代著名旅行家、僧侣玄奘记叙了于阗地区蚕桑来源的故事，称于阗原不知蚕桑，由于嫁到于阗的“东国公主”把蚕桑种子藏在帽子里，偷偷带到了于阗，蚕桑业才在这里发展起来。1914年，在今和田丹丹乌里克的一座寺院遗址内，发现了描绘这个故事的壁画。蚕桑业不仅在于阗，在焉耆、高昌也发展起来了。至南北朝时期，于阗、高昌等地生产的丝绢不仅供当地使用，还用于对外贸易。

造纸技术是我国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汉代时，纸已传入新疆地区。根据出土文书，最迟在唐代，吐鲁番已设立造纸作坊。造纸原料主要是麻类纤维，少部分是桑、桔等树皮。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历史上与内地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新疆输往内地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皮毛、药材等，其中，以马匹为最多。内地常以丝绸、茶叶与新疆交易马匹，史称“绢马贸易”或“茶马互市”。内地与新疆的马匹交易始于汉代，最初多以进贡的名义进行交易，多时一次竟达10万余匹。直到清代，内地所需马匹部分仍在新疆购买。历史上，内地输入到新疆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茶叶、铁器、漆器、木器、瓷器、调料等，其中以丝织品为大宗。隋唐以前，情况尤为如此。1995年，考古人员在尼雅遗址一座古墓中，发现了用织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汉字字样的锦做的被、袋和面衣等。色泽鲜艳如新，令人叹为观止。它进一步揭示了汉晋时期新疆与内地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