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农业区的统一和牧业区的统一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统一蒙古草原,是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自此,中国开始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汉朝、唐朝为实现这个大统一,取得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最终实现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而清朝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大统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新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特别是在农业区和牧业区这两个统一最终又混同为一个大统一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在分别实现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两个统一之后,它们之间的矛盾首先表现为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斗争。公元前2世纪末,在汉朝开屯垦、置河西四郡之后,二者之间的矛盾则又主要表现为汉朝与匈奴为争夺西域而进行的斗争。公元前59年,西汉统一西域,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此后不久,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两大经济区域之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8]。
西域归入汉朝的版图,不仅为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第一次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凸显了新疆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人们通过汉武帝“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19]战略的成功实施,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统一西域。如果不控制西域,河西则危,河西危机,则陇右不固,陇右不固,必将震动京师长安。所以,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之后,唐太宗坚持讨伐高昌,武则天力主恢复安西四镇,都是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和处理新疆问题的。
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大批驻守安西、北庭、河西地区的军队调往内地,参加平叛。吐蕃乘机占领河西及西域大部分地区,对唐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安史之乱”后不久,吐蕃就出兵一举占领了陇右诸州,并于763年一度攻入长安。是后几十年,吐蕃军常入京畿,抄掠不已,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可以说,这一情况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www.daowen.com)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首先是中国的两大经济区域即农业区和牧业区走向统一的结果。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的情况下,新疆的战略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了。明朝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1406年,明朝设置哈密卫,直接管理的地方只是哈密、吐鲁番一带,对西域的其他地方只是册封而已。即便是这样,明朝对西域的直接统治也没有维持多久。所以,有明一代,明廷始终面临着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1449年,瓦剌贵族也先率军攻明,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俘,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清朝初期,准噶尔控制着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1690年,他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举兵攻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地方,距离北京仅七百里,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对此,清朝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夫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20]。于是,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准噶尔。直到1755年,乾隆皇帝抓住准噶尔上层内乱,政局动荡,经济困窘以及部分准噶尔上层归附清朝政府的有利时机,两路出兵,直取伊犁,才一举平定了准噶尔,统一了新疆,彻底解除了来自蒙古草原方面的威胁,从而保障了首都北京的安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上述事实说明,不管中国的政治中心在长安,还是在北京,新疆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所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21],就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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