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出生于鲁国的邹地。据说在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靠纺纱织布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孟子的母亲非常重视对孟子的教育。童年的孟轲十分贪玩，为了孟轲能够安心学习，孟母先后三次搬家，为他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在后世传为佳话。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儒家文化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但是孟子对“仁”的理解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在主张上也与孔子有区别。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诸侯国承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周朝的礼法还普遍被诸国遵从。孔子所在的鲁国更是完全继承了周的礼仪，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主张“仁厚”的孔子认为首先要以身作则，要对别人仁厚大气。孔子是个敦厚的长者，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朋友还是敌人，都会用“宽恕”和“谦恭”去面对。

孔子讲学。

而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攻伐不断，礼仪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原本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也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受苦的自然是底层老百姓，战争使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儒家的“仁”推广到统治者对待人民的高度上。孔子的“仁”更多地倾向于个体的提升，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句话表现出了个人的超脱。而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展现出了孟子把“仁”的思想向统治阶级传播的勇气。把儒家的“仁”扩展到“仁政”，始终把底层百姓放在心中，这也是后世敬佩孟子的地方。

在那个诸侯国合纵连横、征战杀伐不断的战国时期，孟子致力于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当时社会各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纷纷游说各国诸侯，希望能够施展政治抱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也开始周游列国，求见各国国君，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45岁时，孟子开始率领弟子出游各国。

孟子首先来到齐国。当时的齐威王并不太重视孟子“仁政无敌”的主张，孟子非常失望，连齐威王赠送的厚礼都没有接受，就离开了。之后，孟子一行先后到过宋国、滕国、魏国、鲁国等国家，宣扬自己的主张和学说。

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要让人民有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国君要做到“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在治理国家方面，君王要做到“省刑罚，薄税敛”，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在教育方面，孟子提出“性善论”，主张要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www.daowen.com)

基于以上这些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认为君主统治地位巩固的前提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因此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

孟子建议梁惠王施行仁政。

然而周游列国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国君能够完全接受并贯彻孟子的学说和主张。这些国家的国君表面上都很尊重孟子，给予厚待。无论到了哪一国，孟子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但他的政治主张却始终得不到贯彻和实施。但在“礼乐崩坏”的战国时期，这些国君们一心只想着征服吞并其他国家，对于孟子的尊重和重视往往只是做做样子，而非真心接受“民贵君轻”的思想。因此，晚年的孟子不再寄希望于游说国君，而是回到故乡，进行教育和著述。

孟子回到家乡之后，与弟子万章等人整理《易经》《尚书》，阐发孔子的儒家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后世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一起并称“四书”，这是给予孟子思想学术地位的肯定。

同为儒家学说继承者，战国末期的荀子的主张则与孟子的主张有所不同。荀子是赵国人，在儒家典籍的整理上有着相当大的贡献。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荀子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荀子的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

荀子在强调德治的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法律可以弥补许多道德“管不到”的灰色地段。荀子认为，德治与法治应该放在同等的地位，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他“隆礼重法”的著名思想。而“隆礼”“重法”的前提，正是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各种贪欲，因此主张发挥“礼义”的教化作用，同时还要惩处性情恶劣之人。荀子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对立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

正是因为荀子对儒学的诠释增加了“重法”的内容，他的学生之中出现了两位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和李斯。